冬日观“兰亭集序”书文

2018年12月26日 星期三

冬日观“兰亭集序”书文

冯承素神龙本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篇古文观止中的名篇，由于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在经历了真理部在大中小学推动的教育革命后，又跌入文化大革命，教科书中没有选用过它，为此我也就没有背诵过。上周，因为再次在不同场景看到此帖以及当代人的所谓仿帖，书文之景、人生之事，感觸良多，于是重温旧事，尽管古稀之年，还是决心记诵下来，如是不仅使文思之库向厚积能再添一分，而且也再次了却了为人求知的一小愿。

1.

遥想当年，竟然四十六载有余。一九七二年，我从农村转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八十六中学教物理，那时我已经背离共产党及其文化三年。我选择了中学物理老师为职业，它不仅让我可以用工作时间自学数学物理，而且也让我有了更多的自己的时间去从事别的自己爱做的事情。为此我决定在自学数学物理外语外，在家的时候看哲学历史，同时利用睡觉前、饭前的时间从新开始弥补古文、以及传统文化的修养。当然这个补课在当时只有依靠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书籍资料，并且无暇从师，依然是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和感悟。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每天饭前写大字，饭后看书前、睡觉前则背诵诗词散文。在灵境胡同九十七号七平方米的小屋中，我买了一块毛玻璃，后面涂上墨，做成黑板，挂在墙上，把要背诵的诗词写在上面，随时都可以看到，背会了就擦掉换另外一首。那一阶段我背诵了数百篇的诗词散文，最脍炙人口“滕王阁序”、“阿房宫赋”、“讨武氏檄文”、“吊古战场文”、“前赤壁

赋”、“归去来兮辞”、“胡笳十八拍”、“长恨歌”、“琵琶行”、唐诗三百首中十三首杜甫七律、十首李商隐七律……等等都是那时候背诵的。但是由于当时找不到资料及无知，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没收入的，尽管我有所了解也心仪但却难寻全文的“哀江南赋”、杜甫秋兴八首却都没有背诵。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因为没有感到记诵其文的迫切，所以没有放在第一迫切地位。不想一放就是近半个世纪，老之已至。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我实际上在自己的那次“文学复兴”中已经非常熟悉。那是因为我当时每天要求自己无论多忙也要练习大字半小时。为此，我就逐渐了解熟悉了王羲之、颜、柳、欧、褚遂良、虞世南，乃至其后的米芾、黄庭坚、文徵明、祝枝山、唐寅、郑板桥等各朝书法家及文人。那时我在八十六中结交的忘年交挚友，北大历史系六零年毕业的赵葆禹，他人极为聪明，有魏晋文人之风，经常到我的小屋来和我聊起历代及当代文人墨客轶事。他看我练习颜体，就婉转地说：颜体不容易学，弄不好终生写不好字，莫若欧体，写不好也写不坏。当然可能的话，最好是从魏碑开始。

坦率说，一是我当时的修养还不足以领悟这一切更深层的含义，二是我并没有成为书法家的打算，不过是修身养性，增加文化教养，三是为了给女朋友写信能够有个漂亮一点的信封封面；为人师表，能够板书漂亮一点，如是而已。所以尽管换帖仿了欧体，却因为没有合适的字帖，从未尝试过魏碑。坚持了三四年的习字，后来因为重症肝炎五年不得不放下。虽然如此，但是对于字帖及书法史的了解，我的修养却大长。为此，对于《兰亭集序》字帖传世的几种及其各自特点也很是了解。大约就在那时候，七三年左右无事可做的国家出版社开始印制一些毛泽东喜欢的字帖，其中包括怀素和王羲之的此帖，于是我也开始收集购买字帖。那时我买到了新印制出版的冯承素、褚遂良和虞世南摹本字帖。这些帖现在应该还在北京家中。

虞世南天历本

2.

我的字终究没有练出来，这大约是因为“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我父亲一手好字，我同父异母兄长一手好字，而我，母亲家没有这个基因，我大约受惠于母亲的这一基因。当然尽管字没写出来，鉴别力和修养却非昔日了。

我在八十六中做物理教师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好友，美术老师郜宗彦，今年我曾经从网上看到，如今荣宝斋卖他的字，千元至万元一幅。记得那时，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恰好没课正在教研室看书，他的一位在荣宝斋经营字画的朋友来访，他恰好不在，于是那位来客就和我聊起天来。听说他经营书画，于是我就和他聊起书法。不想聊了一会儿，他突然向我求字，对我说：您有这样的见解，希望您一定不要客气，送我几个字。这一下子让我好生尴尬，我连忙对他说，我只是喜欢，写的不好。但是竟然无法打消他的盛意，他不断地说，您是太客气了，希望我无论怎样一定送他几个字。我再三说，他就是不相信。这个局面让我极为窘迫，最后还是那位美术老师来了，才终于为我解围。下班回家，和我母亲谈起这个尴尬经历，我母亲笑而言之：这就是你的特点，读书读到了嘴上，练字竟然也练到了嘴上。话虽如此说，时过半个世纪，我却在书法问题上着实地经历了几次让我闭嘴、瞠目结舌的事情。

大约十二年前，竟然有位所谓异议人士看到一位朋友家中挂的字画，不知抽了哪根筋，突然把唬老外的做法拿出来，也要为那位朋友题字。为此，那位主人只好到城内找纸墨。午后，我做完采访录像回到那位朋友家的时候，他们的纸墨刚刚找回来，所以我得以经历了那个惨不目睹的场面。纸铺好、墨研浓，那位“文士”拿起笔，我立即吃惊到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那不是真实的场景，因为凡是从中国来的，只要看过点电视电影的也都知道文人拿起笔来是何种模样！自然，接下来更不堪入目的事情发生了。那位“文士”落笔到纸，差点让我痛哭出声。因为就是刷墙工刷墙也知道毛刷一定要有个拿法、有个刷法才能够涂抹出均匀的涂料。

看着主人家墙上的字画，我作为客人中的一员，真的是感到无地自容，偷偷看周围，五六位朋友中大有同感者不只我一人，我们站在后面面面相觑，有个地缝真的想钻进去。而这位文士还在那里自诩，他的字在美国要千元。对此，我当然相信，因为专制、封闭、政治和权力优先，让这个世界的政治和商业什么丑闻都能够导演、制造出来。

无独有偶，这对书法艺术的亵渎，把书法运用于叫卖的猥琐做法，很快我就经历了第二次。那次是在德国。那位狗屁不通、毫无学识，却以炮打中宣部鼓噪一时的跳梁者跳到了德国，突然也在网上晒他那笔狗爬字，居然号称是书法，并且高价叫卖。我之所以用如此刻薄的语言说他，是因为即便在他炮打中宣部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好他，我从来认为，从他的经历及语言方式，尽管他炮打的是“官茅房”，但是实在说他发出的弹也是屎蛋。我当时什么也没说不过是因为，一，以毒攻毒，干我何事；二，我以记者为生，只能装作看不见。所以他那时到柏林尽管看来很红，但是我出于厌恶，从来敬而远之，绝不跟他拉扯，因为从根本上没有对话的可能。故此，他从信箱中发给我的所谓“书法”，我犹如收到病毒信件，立即删除。跟这样的人谈书法，真的不如对牛弹琴。牛尚且能够由于无知而默默，但是这样的人却根本就是一只苍蝇，到处嗡嗡嗡。这类人由于无知、混账并且胆大，让共产党一拍子消灭竟也可能。此类事很有些先例……。这类人自以为不反党，但是却因为无知且无耻，野心并投机，贪婪更过分，而误打误撞地被共产党抓起来，一不小心被关死。就我所知，事实上就连共产党也厌恶这类无品且无信的人。果然，这位炮打者几年后就转而歌颂共产党，为共产党暴政辩护。至于他未来的下场，我相信一定不会好。倘若异议人士都不理他，共产党也不会觉得他有被利用的价值。子故待之！

有了这两次书法的痛苦经历，它更让我体会到：共产党社会及其文化已经病态、癌变，因为它竟然连正常的异议人士都造就不出来了！

褚遂良米芾题诗本

3.

要模仿兰亭集序书法的人也真的需要一些胆量，因为它不仅是班门弄斧，而且根本就是公开出自己的丑。也因为就是一般的书法也蕴藏着太多的规矩方圆，太多的起笔运笔，太多的收藏锋芒、间架走势，要花功夫练，花力气学才是，更何况神品《兰亭集序》。

要能看到、欣赏到兰亭集序的书法艺术，文化内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书法可谓中国艺术以及精神的顶峰。

在西方久了，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越发深刻及简单了。看一个西人是否真正能够体会到中国食品之美，之丰富的内涵，不用多么复杂的测试，只要看他是否能够喜欢中国的“大米粥”，而文学艺术，则是看他是否能够真正体会到书法之内涵，之贯穿天地人生的美及气韵。

当年赵葆禹先生对我谈到学书要从魏碑开始，那时我是个全盘西化拥护者，如何能够理解此中之真谛。走了几十年后才对此逐渐有所理解，因为魏晋文人、魏晋文化气质奠定了后世的基础。即如《文心雕龙》、《昭明文选》奠立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基础，即以书法论亦是如此，所以学书也要从魏晋开始。

书法在魏晋经历了“形”“神”“韵”的心力、功力的推敲变化。从形还是神的辨析到形神兼备，从实体的形神发展到融合道家的“飘逸”，儒家的“文质”的“离形神似”，继而又引入意境——得意忘形，使书画艺术追求神“韵”。

中国人的神韵从来不是脱离于人的上帝的神之韵，而是人的精神中、天地灌注于生命中，待人的精神去开掘、张扬的神韵。如此而论，书法中贯穿着最根本的神韵。对此，就是文人要想体会于此，常常也必须要借酒力方能够催开那一层迷雾。所以人们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在酒醉之后，一气呵成。酒醒后无论如何再也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序了。

就是那短短的三百二十四个字，孙过庭赞它“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米芾叹它为“天下第一行书”；评论家说它蕴含了最精致的布局，变化多端的笔法，收放自如的取势。一幅字，甚至被公认为“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竟然概括、代表了中国千古文化传统的审美意蕴。这真的是文化的奇迹，人的奇迹，文人的奇迹！

有了网、有了现代技术，有了远比我七二年开始重补古典文化之课时的学习条件，我一个一个字地从网上调出来细看，真的是每个字、每个笔画，无论点、竖、纳、横，都是标准的供人临摹之字，无一丝疏漏。

《兰亭集序》，三百二十四字、行云流水的笔法真的是让吾等后辈习书者望而生畏、伏案而叹，赞叹于王羲之出神入化的书法技艺，赞叹于他水银泻地般的文采。

褚遂良黄绢本

4.

兰亭集序的文字传世，兰亭集序的书法却没有那么幸运，原本据说殉了葬，传世的只有摹本。自然曾见过原本的唐的摹本应该也还能够反映出原本的神貌。最著名的有五个摹本：冯承素神龙本、虞世南天历本、褚遂良米芾题诗本、黄绢本两个摹本和欧阳询定武本。

这五个摹本各具特色，其特色则几乎涵盖了所有各派书法、中国的文学艺术及文化的精髓及光芒。冯本被认为深得其神韵；虞本被认为能彰显其意韵；褚本告诉你魂魄以及笔、字、行之间的映带顾盼；定武本则让你知道何为兰亭风骨。

这五个版本得以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揭示了另外一层——历史的意义，尤其是现在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保藏的定武本、黄绢本。这两个本，有幸没有经过共产党的专政领导，躲过文化大革命，可是近年却进入了意识形态的雾霾，如同欧洲的难民问题一样，进入了典型的近代的风雨飘摇的岁月。据说，它明年要和同样珍贵的颜真卿的《祭侄帖》一样到日本去展览。如此珍贵的历经千年的纸制品文物要远行，真的是让人担心。

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就我对兰亭集序的认识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可说是有得天独厚的感触。在我看来，这七十年可区别为三个典型的社会及时期：

一，为我所经历的不断地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二，所谓改革开放后，继续的文化革命造成的进一步物质化堕落的时期；

第三个就是如今台湾的意识形态弥漫的社会及时期，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革命时期。

这三个时期造成了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兰亭集序》，这一百年来驶入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危险时期。这个危险时期的特点是，第一，它自身的价值从文化和精神的价值沦为物质的价值、商业价值，点缀和装饰的价值。第二，造成这个变化不只是欧洲存在的基督教文化的扩张和侵略，而且更是政教分离后取代基督教神学思想及文化的世俗神学——意识形态的侵略及扩张。

这个替代宗教的意识形态，不仅继承了基督教宗教固有的绝对一体性、排他性，而且由于世俗化、物质化代之以更具有破坏性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至上的要求。而这就造成了八十年代初期去世的当代自由主义巨擘法国的阿隆的悲叹和悔恨：西方终于认识到，他们的文化一元主义已经毁灭了多少人类最宝贵的文化，而现在依然不能够说他们是否能够克服这个倾向。

《兰亭集序》和一切不是西方的文化及其艺术的传世作品一样，当然也可以说和世俗化前的西方自己的文化及传统一样，在最近二百年一直面临各类世俗神学——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及危险。因为各类以基督教神学思想教条方法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其它思想及文化的毁灭性。而正是这种排他性直接造成当代的族群分裂、文化分裂，人之间的对抗，思想、种族、地区以及文化上的分裂和对抗。

各类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日耳曼种族的种族文化，乃至欧洲文化、伊斯兰文化使得他们各自以为自己代表了最高的文化及族群，而蔑视其它的文化及族群。在中国大陆自五四后不断进行的文化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类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幸，在两个《兰亭集序》摹本和大量文物所在的台湾，今天台独推行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所谓台湾少数人群高于外省人的革命，反中、反古文的运动也是近代这种基督教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兰亭集序》传本跌入到这个来自西方的世俗化宗教的意识形态漩涡，它先是在社会中，在所谓知识环境中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及价值，甚至遭到不断的亵渎，继而被当做俗物、商品而处置，从而使得它经常处于危险中。

对于前者，它在我这一代人中的遭遇说明于此。且不说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直接的毁灭性的灾难，单只说当代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妄谈、妄称、乱涂就可知对书法、对传统文化，对曾经存在的中国人“人”的精神及尊严的亵渎。一个对书法的基本功力的要求：中锋、偏锋、藏锋露锋，圆笔、方划，间架结构、起笔走势毫无了解的人，竟然也敢自称是《兰亭集序》的摹写并且以高价在网上贩卖，这样的人根本不知道也不会理解中国人精神深处的神、形、韵，他只会邯郸学步、不知好歹地用书法来装饰自己。

这样的人不知道：一幅好的字画挂在墙上，满室生辉。一幅烂泥般的字画堆在墙上，则恶俗四溢、臭气熏人，它不仅会影响到这住宅的气氛乃至家风，甚至会让这一家人的相貌变得灰头土脸、庸俗不堪。而这就是摧毁了传统文化的当代的意识形态所致，在大陆是“党文化”，在西方是物质化和世俗化的所谓“现代文化”，在台湾则是台独的所谓“台湾文化”。

所有这三类所谓“文化”，由于他们把阶级、政党、权力和物质以及一小部分台湾本省人的利益放在了价值之上，放在了筑成他们生存基础的渊源流长的文化之上，固有的生活方式之上，结果一定自欺欺人地败坏了整个社会及自己的存在环境。追根到底，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来自近代西方、基于基督教二元论的那种排他思想方法基础产生的极为偏狭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

对此，细心的人都看到，所有这三种文化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所谓文化，尽管在中文中“现代文化”被称为“观念文化”。

欧阳询定武本

我之所以从自己这一生接触兰亭集序书文的经历，不由自主地写到台湾的台独，正是因为深切地看到，被前辈用生命保护送到台湾的民族宝藏，如今在台湾也跌入了一些意识形态分子的掌控中。如今它被一位对中国文化不爱，也毫不尊敬，更不知其魂、其神在何方的馆长及政府所管理，它们真的是离了魔窟又掉入鬼屋，让经历过甚至可说是曾经被利用参与过文化大革命的我，实实地是“惊魂闻叶落”。

我之所以在圣诞节期间，以及在送旧迎新之际，由兰亭集序引发出对自己一生，以及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感慨，还因为我一生深受来自西方的世俗基督教观念思想倾向——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之害。我被癌变的青少年教育，我后来乃至今天的补课让我感到，我应该把我对于中国文化的感受和经历和大家分享及反省，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我的经历让我看到：华人及其社会还依然被这种在对抗启蒙中发生的、具有强大的破坏力的基督教世俗化文化所挟裹。

来自近代西方，政教分离后的观念论——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坏的东西，尤其是它所带来其天生就具有的排他性、对不同族群人的尊严及存在权利的蔑视，对多元价值的仇视。在二〇一八年的最后一周，我已经能够把兰亭集序倒背如流，如此体会感触也就越深，越是厌恶“意识形态”。

兰亭集序告诉我，来自西方世俗化文化及其思想方法的意识形态是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死敌！

吾愿“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018.12.26 德国·埃森

重谈认识论、启蒙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问题研究

2018年12月25日 星期二

重谈认识论、启蒙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第四部分）

（全文简介请看第一部分篇头）

五．后基督教社会世俗化教条思想与启蒙及认识论问题

细心的读者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在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认识中，在对于最近二百年历史的认识中，有三个方面使得我始终感到认识论问题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

首先就是我自己亲身生活经历的极权主义共产党文化，即我们常说的真理部文化。

其次是在八九年以前的一百年，起自波普一代知识分子的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分析中，即哲学根源、极权主义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以及政治化、世俗化基督教问题的提出。

第三是一九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世界出现的新的历史问题及灾难。

这三方面的经验历史让我深深地感到，文艺复兴后发生、发展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它的核心或者说基础问题、认识论问题，不仅没有过时，反而由于时下的纷纭发展、扑朔迷离、依然受到严重威胁的世界形势，让人越发感到重要性。而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其实并不难，只要看到时下这个世界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性质，乃至结构来自何方，就很容易理解到为什么启蒙及认识论问题更为迫切。

1.从认识论问题看社会文化思想的规范及范畴问题：

理论是人想出来的一个描述问题的方法及参照系。好的理论能够让历史现象及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并且能够让人们从中得到一定的预见性。对此，笔者在所谓现代社会的来源，欧洲社会的背景上建立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参照系。

基于托马斯•库恩对于科学革命的分析理论的认识论基础，笔者认为，一个社会及国家的发生发展，如一种科学理论及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一样，是一种信仰，或者说形而上学前提演绎出来的范畴及结构。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形而上学前提，演绎发展出来的社会及其文化也不同。

为此，基于对政教分离概念及历史的认识，笔者认为，现代我们正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的框架乃至思想方法，是按照欧洲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结构，即都是按照基督教文化前提遗留的范畴及结构形成的。然而，我们所称为的“现代”，人们一般公认它应该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在欧洲产生的新的普世价值，民主和人权的基础上生成的新的社会。而这也就是说，现代世界应该有自己的范畴和结构，即它应该是在新的普世价值基础上，新的形而上学前提下演绎出来的范畴和结构，而不能够借用传统基督教社会的范畴及结构，因为那是在基督教神学前提下演绎出的教会结构。基于此我们就能够看到，十九世纪后的欧洲在政教分离后，基督教的确是退出去了，但是“政”却留了下来。但是人们没有想到，这个留下来的“政”，无论形式还是结构都还是原来基督教社会形成的旧物，为此这也就是中国人喜爱说的，“老瓶装新酒”。十九世纪后的欧洲和西方，以及现代国际社会是典型的“老瓶装新酒”。然而，实际上还不完全如此，因为侵占这个老瓶空间的，即攻占曾经充斥它的基督教宗教及教会的各种位置的，不仅是新酒，而且还有各种沿着旧有的特点，用世俗化、物质化方法酿制出来的各种醋，而这种混杂就造成了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和世界的动乱及各种灾难。

回顾最近二百年来的历史，现在我们可以说的是，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大的、跨地区的灾难，都染有基督教社会所曾经有的特质，都是基督教社会曾经有的灾难的世俗化的翻版。这个观察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现代社会，不仅需要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前提，而且需要寻求在这个前提下的新的范畴及新的结构。

为此，认识论问题——托马斯•库恩所使用的科学认识论，科学革命的理论让我们一下子简单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后，最近二百年来人们曾经试图借助东方、借助古代希腊、借助绝对理性、借助非理性，甚至坚持启蒙所苦苦思索并且感到茫然的问题所在，一下子豁然明朗。

2.再谈后基督教社会中的启蒙及认识论问题：

现在没有人怀疑启蒙及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对于欧洲社会从基督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启蒙在今天，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却并不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最近一百年在西方，以及由于西方全方位的扩张为人类社会带来的严重问题，乃至巨大的灾难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思索。一部分人认为它是启蒙造成的负面结果，认为各种意识形态问题，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科学主义、各种非理性思潮是启蒙的产物，甚至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等都是启蒙的极端化的恶果。它导致形形色色的对于启蒙的质疑，如启蒙的辩证法等。但是，以波普、阿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却是明确地、毫不动摇地称自己是启蒙主义者，启蒙的继承人。波普并且坚决地拒绝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思想及语言方式。

反思最近一百年来的思想史，尤其是波普在这个思想史中的地位及作用，围绕启蒙问题它让我们再次看到：

在政教分离发生后，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对于欧洲社会，乃至对于被西化泛滥席卷、西方占据了支配地位的现在世界，如何看待以往的启蒙及认识论问题探究的发展，以及它和当代所发生的问题的关系，以往的启蒙及认识论问题在当代是否仍然具有以前的那种决定性的重要性，成为最近半个世纪思想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如果认识到，这一百年来的世界进入的并不是现代社会，而是政教分离后的后基督教社会，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启蒙问题、认识论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为什么它甚至比文艺复兴后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2.1.启蒙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人们的信仰，即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而是人由他发展出的教条带来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形而上学前提，或者说“信仰”作为前提，是一个假说，不是怀疑的对象。而人之为人，之有认识、思想及感情，就一定都会有不同的形而上学前提，不同的相信的内容。信的人就去相信它，不信的人就走开好了。启蒙的发生，启蒙主义者们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是因为这个信仰衍生的神学思想方式，教条内容，以及它所形成的教会组织禁锢、乃至迫害了人的存在及思想。

启蒙及认识论问题的发生是为了突破基督教教会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及神学教条对于人们思想及社会行为的禁锢。

2.2.为此，政教分离后，是否需要启蒙就要看是否过去需要启蒙的那种条件和环境还存在，即过去的神学式的思维方式，教条内容还存在；是否过去的那类禁锢人们思想及行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还存在？

在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我提出的后基督教社会理论，或者说参考框架可以让研究者非常简单、明确地看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回顾思想史及政治社会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八世纪后，甚至可以说在文艺复兴后，欧洲存在着三种潮流：

A.造成文艺复兴的古希腊文化思想、启蒙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继续；

B.在两个方向的对于旧有的思想方式及文化方式的坚持，或者说对于古希腊思想、启蒙思想的反弹，即或者是直接的对于神学经院教条思想的坚持，亦或是间接的用新的世俗的内容取代上帝和神的存在，建立取代它们的世俗宗教及教条，即意识形态；

C.在这两者之外的寻求，如存在主义思潮等一些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带有文学性、思辨性的冲动思潮。

2.3.在这三种思潮中，二十世纪欧洲及世界发生的灾难及问题，即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带来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建立在二元论的思想方法基础上西方思想，它是人类的探究问题的根本冲动之一。因为它是二元的，所以求知的古希腊哲人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探究它的根本问题——认识论问题，即这种探究方法能够得到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这个冲动一直存在，但是由于基督教的一元论而在一段时间被推到后面。文艺复兴后，经过英法的经验主义、唯理论的探究，经过康德到达当代的维也纳学派、波普等各种科学哲学思想流派，以及各个领域的自由主义者。所以首先从认识论的基础上让我们看到，只要是欧洲二元论思想文化，那么二元之间的关系，即认识论问题、启蒙的冲动及必要性问题，也就是说要弄清楚的质问就会永远伴随着它。这就是说A的存在是永远的，只有当基本的文化思想，形而上学前提彻底地改变了，以及人们不再是天经地义地在二元论基础上思索问题，它才会被弱化或者完全推举到幕后。

其二，极权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崩溃的历史事实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的发生是由于政教分离后世俗思想进入取代神学，成为意识形态。而世俗党派及知识精英团体把这类意识形态当作自己的“圣经”，他们自称代表真理，全面彻底地取代了上帝及教会的位置，从而建立了世俗的政教合一，即党政一体的所谓现代极权专制。正是上述特点决定了共产党专制和历史上的一切其它专制不同，它独一无二地具有的自己的专制文化——党文化。

共产党社会的这种彻底的世俗基督教社会的特点，它拥有自己的党文化的特点，让人们看到它其实就是一种世俗化的中世纪欧洲社会。为此这也就从另外一方面说明，启蒙对于这个社会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更为迫切，启蒙对于现代世界——后基督教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说，在后基督教社会中，因为我们还生活在政教合一的欧洲社会——西方社会在政教分离后遗留下的教会社会的结构及文化。对于这样一个老瓶中的陈酒，无论是传统的教会神学思想还是世俗教派的教义，即“党派思想”、“意识形态”，都不断地需要我们在认识论问题上质疑、追问。

这就是说：只要意识形态存在，我们就永远需要启蒙！

3.对后基督教社会的认识再次证明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

3.1.在对于上述历史现象及问题的认识中，不仅在问题的提出及研究中可以让人们看到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如此明显的问题人们却为何迟迟看不到，即人们为何迟到今天还没有接受这个本来是如一二三那么简单的后基督教社会问题，它显示的也是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观察渗透着理论。

观察渗透着理论是康德对于认识论的考察，或者说经验主义者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在二十世纪的进一步的展开。

发生于文艺复兴后的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经验主义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中期后，通过量子力学等新的物理认识的推进，如测不准原理，人们发现了观察渗透着理论。说来这个理论很简单，即对于一个生物学家来说，显微镜下显示的是微观世界的秩序，但是对于没有这个理论认识框架的一般人来说，却不过是一团混乱，不知道显示的是什么。同样在最近二百年，在不同历史时期，后基督教社会显示的特点尽管如此明显，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被人们认识到，如“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社会的基督教文化”特征，“政治化宗教”、“世俗宗教”问题。而福山、杭亭顿提出的问题及其后的流行，以及最近二十多年世界对于灾难性问题的不同方向的关注及讨论，不仅是后基督教社会基本上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认识到，而且福山及杭亭顿的看法自身就是典型的基督教世俗化思想的产物。

我相信，不要说八九年以前的百年，单只是八九年以后的现象，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读者都会从我列举描述的那六个主要现象中看到，没有一个是新的问题，它们都是历史的重复，是典型的后基督教社会的现象！

观察渗透着理论告诉我们，长期以来，欧洲社会的自身固有的，传播给现在世界的偏见，阻碍了人们对于现象的认识，对于问题的思索。

不只是共产党真理部的雾霾，而且西方固有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优越论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于当代历史及社会的认识。

3.2.再谈意识形态、认识论及当代社会问题

A.康德的一句话可以说构成了启蒙最根本的特征。康德说，休谟的著作使他从“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过来。Dogmatism，这个西文被翻译成独断论、教条主义。它的意思是它具有不可争辩，不容讨论的正确性。它的词根是Dogma的，描述的是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中教条、教义。

为此是否还需要启蒙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是否还存在这禁锢人们思维的独断论，即十九世纪后的世界人们是否还被独断论的“‘教’‘条’”所控制。点检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发生发展，世界灾难的原因，极权主义研究者发现，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初期的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的世纪性的灾难中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凡是极权主义国家，它的产生建立及巩固都和意识形态问题紧密关联。它产生于意识形态，然后在社会及团体中推行意识形态化，乃至彻底地意识形态化。为此研究者发现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神学教条思想体系，是基督教教条的替代物。在极权主义国家它可说是逐字逐句、逐点逐面地取代了过去基督教国家的基督教的地位。为此，可以说在政教分离后的今天的世界，甚至存在着更为迫切的启蒙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的古希腊哲学，启蒙、认识论的探究面对的是基督教神学教条及社会政治结构，在今天人们面对的是取代神学的各类意识形态，哲学与各类“意识形态”的不同及对立是根本性的。

在这里笔者要强调两点，第一，近代那种建立体系化哲学，如黑格尔哲学，不是希腊哲学的产物。或者说，这类倾向更多的是基督教的教义化倾向，而不是哲学倾向。它可以说是经院思想对于康德哲学的反动及背离，即基督教文化思想对希腊哲学的倾向的污染。

第二，在党文化中存在的所谓知识人，如果没有康德那种从独断的昏睡中觉醒的过程，就不要谈任何别的问题。

B.在我强调当代启蒙的时候，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基督教神学，一种替代独断论思想体系的时候，人们一定会问，它的认识论的前提，即形成它的基础是什么？为此，后基督教社会的启蒙和认识论探究，不仅全盘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面临的问题，而且还有着比文艺复兴时期更多的问题——那就是一种文化及社会存在的信仰前提，形而上学前提。

文艺复兴时面对的基督教社会信仰的是上帝。在这里笔者要再次强调，对于信仰是不能够证明及怀疑的，它只是一个信还是不信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认识论的探究面对的是这个信仰衍生出来的教条、教会，文化社会问题。然而，在当代，后基督教社会人们面对的不仅是以往所有的由对上帝的信仰“人所孽生出来的教条及文化”，而且还要更多地面对政教分离后，由人本主义产生的试图取代上帝地位的各种性质的“人”的地位。为此，启蒙及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甚至比信仰上帝的问题还要复杂，我们必须探究：人是否能够代替上帝，一切是否能以人为本，人为“中心”？一切是否能够从人的存在出发？人本主义能够绝对化吗？人能够“无所不至”吗？

对于“人”是否能够作为绝对的信仰以及谈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及基础的审查，告诉我们，过去的教义及教条是和“上帝”联系在一起“人”的思想产物，当代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和“人”联系在一起，“人”的产物。它是绝对化的“人”导致的绝对化的思想、绝对化的观念，它是一种绝对化了的人的教条和教义。绝对化的人带来的问题比绝对化的神——上帝还要多得多，还要严重的多！

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让人们看到，绝对化的个人及党派，带来的是比中世纪前的宗教征伐、宗教迫害还要严重的灾难。为此，绝对化的人本主义可说是一种广义地取代基督教的世俗宗教。由此而产生的绝对化的人或者党派的极权主义可以说是这个近代世俗化过程中的世俗宗教的一种。

在笔者看来当代社会的各种观念化、人欲化的泛滥都可说是与极权主义平行存在的世俗宗教现象。为此，不仅共产党社会迫切地需要启蒙，而且在所谓民主社会中，不加束缚的人的膨胀现象，同样是需要启蒙，需要人们对自己的存在的探究、怀疑和约束。知道自己能够知道什么，不能够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不应该做什么；人的欲望泛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不知道，不能够解答，就不能够随便地让人类社会的欲望及企图如此放肆地膨胀泛滥！

C.当代，即后基督教社会需要启蒙，不是我的发现及强调，而是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前辈自由主义学者就深切地认识到了。笔者亦步亦趋地追随的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示，自己是启蒙主义者，康德传统的思想家，他继承的是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波普探究了认识论问题和极权主义问题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一元论问题（Monism）、整体论问题（Holism）、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和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在认识论问题上发生的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部分知识分子或建立或追随共产党建立了专制，为世界制造了灾难，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坦率说，现在九十年已经过去，世界也发生了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崩溃，共产党集团遭受到了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人民的无情抛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世界，或者说西方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论的基础上接受并且反省过去的历史，而是竟然直接地导致了过去后基督教社会中孽生的其它倾向。一元论、整体论、历史决定论更为严重地向世界宣布，西方的历史发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历史终结于西方社会及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文化至上论，白人至上论，白人至上的美国至上论，以及不同地区、国家、宗教信仰、文化乃至种族的至上论，公开地反对多元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公开地对抗启蒙主义传统。

D.对于在当代即对后基督教社会的研究中强调启蒙和认识论问题的卡尔•波普来说，在他研究了上述问题后，最后归结到对于开放和封闭问题的研究。他把当代发生的由所谓知识精英建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起因归结到古希腊思想中个对于认识论问题中，人对于知识的认识中的柏拉图理念论。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不仅导致了开放的希腊思想的封闭，并且导致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的封闭社会的思想蓝图及建立。为此波普在二次大战时期完成了他的巨著《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由于在冷战时期的共产党社会，完全是这个思想的具体实施，因为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及社会的封闭性。但是人们重视了它的现实的政治性、制度性，却下意识地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它所带来的哲学上的封闭性、文化的封闭性。为此，波普的这个开放的社会的研究，并没有伴随柏林墙的倒塌而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它的认识论根源，即哲学及文化根源，从而能够乘胜推进宽容开放的社会及文化思想的更为广泛深入地扩展。

在笔者看来，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九一一事件，难民潮，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以及川普在美国的兴起，都显示了文艺复兴后进入后基督教社会的西方思想及文化所固有的封闭性。他们把十九世纪，政教分离后兴起的意识形态问题、族群问题、国家和地区至上问题的封闭性、排他性、对抗性显示得淋漓尽致。而这个互相排斥并且导致残酷地互相争斗的现象让我们看到它的根源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波普所曾经看到的开放还是封闭的问题。它再次让我们看到，在认识论基础上探究当代政治及社会现象的开放及封闭性，文化的开放和封闭性，事实上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一样，是时下思想界、知识界最重要的任务。所以波普提出的开放和封闭问题，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打开后基督教社会的一把钥匙。而这个开放及封闭的根源，究其根本就涉及到古希腊人的二元论。在二元思想基础上产生的知识论、文化社会思想，它的极端化、教条化，就会导致具有强烈的排他的宗教出现，就会导致强烈的排他的思想、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出现。为此现在可以说，在认识论基础上，从《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深化到“开放的文化”及其敌人的认识论探究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要达到这点，克服基督教文化的教条化倾向，不断的认识论的探究及追问是一个有效方法。要克服希腊哲学可能带来的偏颇，启蒙主义者及波普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药方：

那就是关注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继承启蒙思想；

在研究的时候，首先要怀疑自己，告诉人们，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只是一种推测，一种描述；

没有人能够称自己代表真理！

六. 结语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也就是小记我五十年对于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究，以及对于学术问题的认识及看法的时候，细心的读者都可以看到，认识论问题，也就是启蒙带来的思想方法及倾向，或者说的更深远一些，启蒙所复兴的古希腊的“哲学”方法，Philosophy方法贯穿了我一生对于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及思想问题的认识。细心的读者同样能够看到，实际上认识论问题也贯穿在当代的一切学术问题中。即无论哪种思想流派，它都是在一定的认识论的基础上产生及展开的。为此，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积我五十年读书、思索、研究的体会我要向年轻的朋友再次强调：

当你读书的时候，评价一本书、进入学术领域的时候，首要的是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当你看一个作者的时候，同样首先是要弄清楚这个人谈这个问题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方法。这样你就能够弄清楚他能够谈什么，不能够谈什么，他应该怎样谈才合乎他所赖以出发的认识论基础所要求的方法。

笔者在此要强调，任何一种认识论及其思想方法都有着它的界限，任何一种概念思想都有着它自己的前提，他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谈论任何问题。那种混乱地、天南地北、风马牛地使用概念术语的人，不是弱智，就一定是学术领域中的江湖骗子。所以对于凡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更说不清自己研究的认识论基础的人或读物，读者必须抱有极大的警惕！

其二，在考察极权主义及其理论的产生、发展的时候，波普认为极权主义国家思想及制度有其认识论的基础，他为此探究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而库恩的科学史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告诉我们，国家是一个社会文化思想的形而上学前提展开的规范及范畴的结果。起自九十多年前的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历史，则让人们看到各种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对于极权主义概念的认识及研究方向、结果各不相同；一些文化社会学学者探究了基督教文化传统衍生出来的一般国家结构及极权主义制度。所有这一切再次清楚地告诉我们，认识论的探究，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在思想史、政治社会史，以及对当前发生的各类事件的认识中是基础问题。为此，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要告诉青年学人：

在你进入学术领域、做研究工作的时候，积我五十年在知识领域，人生领域探索的经验——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是根本问题；

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不明白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错误的，不会是一个好的学者，一位好的知识分子。

2018.12.10 德国•埃森

对阿伦特及《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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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

对阿伦特及《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质疑

一.需要辨识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

有好友来信希望听听我对阿伦特及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看法。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对阿伦特的看法和中文界流行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认为，中文界对于阿伦特的看法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文知识界的致命问题。为此我愿意借这个机会把我接触阿伦特及其著述的经历，以及正在写的文字中关于阿伦特的这一节公开如下，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我对阿伦特的认识过程。

大约在一九九三年，我那时已经进入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究。由于四十岁开始学习的德语阅读速度还很慢，为此感到有些著述有中文译本的可以先浏览中文，看看如何然后再确定何时及如何阅读，如此可以省时间，且不耽误事情。这就让我首先就要面对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既然人们说它如此的重要，当然应该越早了解这本书越好，而它的卷帙却是如此浩繁，九一年出版的德文本竟然是1024页。于是知道中文本在台湾出版，我特别请台湾朋友帮忙买了中文本。顺便说，如果不是觉得特别重要，我从来不愿意万里麻烦朋友，尤其是在台湾的朋友帮忙买书、寄书。这样的事情在我到此为止的一生中只出现过两次。阿伦特的这本书是第一次，另外一次则是前几年托人买了并且立即带给我的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那又是一个故事。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文本到手之后，当然我是如获至宝地立即翻阅。但是真的没想到翻看后，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本书让我感到很糟糕。这么精彩的题目，怎么写的如此差？！

曾国藩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我当然不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能力能够评价阿伦特。但是就我的知识及哲学感觉，我相信，一定会有西方学者和我有相同的看

法。自此，我在阅读、研究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二十年中，一直注意这个问题。结果发现，果然如此。从这本书一出版，阿伦特及这本书就在同时代的研究者那里受到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其后这个批评一路追随她。实际上，半路，即在极权主义问题提出了二十多年后的二次大战后才进入极权主义领域的阿伦特，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这本书，在专门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那里影响甚小，它的影响和名声是在媒体及社会，为此我在五年前公开在中文界提出了对她及这本书的批评。

由于这个阅读经历，每次我和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谈到此，我都会同时对他们说：

第一，所有那些在中文界吹捧阿伦特的人，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地阅读过她的这本《极权主义的起源》。

第二，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读完了这本书中文译本，他没有发现无法读懂，完全弄明白阿伦特要说什么，那这个人一定不是弱智，就是骗子。

我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不仅阿伦特从海德格那里继承来的语言方式及习惯决定了她的行文不是那么容易翻译，而且阿伦特自己对于哲学思想的把握很多时候就是不确切的、有问题的。此外在极权主义研究领域，她不仅不是中文界所说的开创者、专家，而且绝对可说是一个生手、浅嚐者。在四五年后才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阿伦特，对于到那时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的极权主义问题，以及横向的其他学者的研究了解不多，这从她的这本书的文献中，以及行文涉及的问题中就能够看到。

而对于中文译本，问题还更严重在：那位中文译者对哲学及历史生疏，并且根本不了解极权主义研究问题的发生、发展及所存在的问题，更加之他先天的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框架造成的对于西方思想及历史的误解，进一步造成了译文的模糊，理解的困难。尽管如此，因为我对比西文看过一些译文，我必须要说，在我看来这个中文译本的译者是非常用心的。译本虽然没有能够让你非常清楚直接地把握，可它只是模糊，而南辕北辙的地方很少。为此这个译本作为翻译品甚至堪称不错。可这就告诉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思想，一位著者，绝对不能够读翻译书。翻译书只是供懂得西文的人参考用，供外行看热闹。

为此，对于阿伦特，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文世界，如果谁对你吹捧她，你几乎立即可以说，十之九九这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知识骗子！

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评述阿伦特，以后在我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或许会作为副产品，进一步专门介绍阿伦特——她的优点及缺陷。因为如果说，极权主义的发生、发展是后基督教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那么辨析当代各种思潮及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对于认识极权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极权主义的研究中，是墨索里尼自己提出的他是极权主义，最早进入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后介入的有左派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甚至当年东德及苏联都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究竟各类思想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思想基础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结论，对当代政治社会的影响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极权主义概念，认识论基础不同，其显示出来的性质及走向不同，这也是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的原因。

为此，在谈到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随便把阿伦特、奥威尔、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阿隆（Raymond Aron）、弗格林（Eric Voegelin），瓦尔德玛尔•古瑞安（Waldemar Gurian）、弗朗兹•波尔肯瑙（ Franz Borkenau）、齐格蒙德•瑙伊曼（Sigmund Neumann）、弗朗兹•瑙伊曼（Franz Neumann）……，甚至把德国的施密特（Carl Schmitt）并列在一起，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如果你在认识论的基础上辨析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认识你就会发现，她不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自由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学术工作者，她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在和近代启蒙及自由主义思想对抗的相反方向上。

二.认识论问题与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著述

关于阿伦特，我在正在写的一篇文章中的第二部分，有关政治学和历史学中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的介绍中特别提到如何认识阿伦特及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这篇文章还没有杀青，为此我把关于阿伦特的文字在此单独发表。正在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重谈认识论、启蒙问题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关系》，它是我为了记述我反叛出共产党社会五十周年总结性的文章的第一篇，围绕认识论问题我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二十世纪对于极权主义的各类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这是我准备在明年陆续从几个方面写几篇回顾总结性的文章之一。正在写的这篇文字大约三万字，文章提要如下：

“认识论问题，是源于希腊的二元论哲学，Philosophy的基础问题，它也是近代文艺复兴后兴起的启蒙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大约五十年前，一九六九年，作为一个生下来就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高中生，我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短短的几个月后，认识论问题就使得我开始走向反叛、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此后对于认识论问题的学习、探究贯穿了我前半生五十年在哲学领域，以及由此出发的对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为此，在二〇一九年我反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五十年之际，我希望用这篇文章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

本文以认识论问题为中心记述了我进入认识论问题的经历，以及它和当代对于极权主义问题，思想问题的探究的关系。

文章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记叙的是认识论问题引导我产生反叛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的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第二部分记叙的是认识论问题在当代对于极权主义专制研究的三个领域中的作用：

1.哲学研究；

2.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

3.思想文化根源的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概述了最近三十年的政治、社会现象及问题。

第四部分探究了为什么说认识论问题的探究依然是研究最近三十年，或者说这一百年问题的基础。为什么年轻的学生在读书以及研究时首先就要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

关于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二节，“政治学上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认识论根源”中，我在第三部分描述了阿伦特及其著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如下：

C.认识论问题与阿伦特的探究：

谈到政治学概念中的极权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及其作者阿伦特，就不得不多谈几句。因为在中文社会对她及这本著作有很多不实的误解，这些误解不仅会影响到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理解以及以后的研究，而且可能误导对于更普遍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的是阿伦特一书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中的地位及影响，其次则是它和笔者在本文所中心谈论的认识论问题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匪夷所思的是，在中文世界居然不仅认为阿伦特是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而且是“最权威”的“专家”。而这样的论断和介绍，不仅涉及到是否是外行话问题，甚至可说说明他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的无知。这首先是因为，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写作，即介入极权主义问题是在二次大战后，即四五年后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最初涉及的只是关于纳粹及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据她说她在四八、四九年重新修订的时候扩充了关于斯大林主义，即苏联问题的论述。在六六年的英文版中她说，全书最后成稿于四九年。一九五一年，由于外部因素，她匆匆在美国和英国分别出版了英文版。

这本书的德文版在四年后五五年出版，由她自己翻译并且修订扩充。实际上，其后阿伦特这本书主要影响在社会及媒体，在不了解极权主义问题的人那里，而在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专业领域中、在学术界，却是被引用最少的文献。而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后展开的极权主义研究它的影响也很小。而之所以如此，就涉及到我说的第二个问题，认识论问题。

阿伦特的思想及方法的认识论基础无疑廻然不同于波普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后复兴的希腊式的哲学探究。研究极权主义及阿伦特的专家认为，阿伦特的这本书是一本各种题材的杂文的拼凑，它没有统一的方法，更没有统一的思想研究基础。就这本书的成书出版过程，及在当时讨论时阿伦特自己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阿伦特自己是感到的，但是她采取了一种似是而非，环顾左右而言其它的回避的方法。据阿伦特自己说，这本不成熟的文字集之所以忽然匆匆地在五一年出版，是因为她感到一种外在的压力。这本书在五一年英文本出版的时候，在美国的书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而在英国出版的书名则是《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

不知阅读此书中文本的读者是否注意到，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回答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什么，据研究阿伦特的学者说，这点阿伦特自己是意识到了的，她无法决定到底是什么题目，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要在五一年就出版，所以英文版在美国和英国用了不同的书名。

对此，阿伦特自己在五一年三月四号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承认：在结尾一章，她所做的回答远远少于她所想要的。为此，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出版由她自己翻译修订的德文本的时候，她删去了四年前的英文本的前言和结论，再次扩充了关于苏联问题的文字，同时把书名改为，《极权统治的要素及起源》，（德文：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即英文：Elements and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Rule）。三年后，一九五八年她把在英国再版的英文版也按照德文版做了修订，书名则改用了美国版的书名。

在五五年的德文版中，删掉前言和结论后她特别为德文版重写了前言。在这个前言中她说，“极权主义起源于欧洲民族国家的衰落和解体，以及现代群体社会（Massengesellschaft）的无政府主义的兴起。”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不仅她的这个对于“起源”的解释言不及义，经不住推敲，而且她在德文版中使用的totaler Herrschaft——集权统治，这个说法和Totalitarism是有区别的。集权统治意味的是全部掌控权力，但是却还不是极权主义所独特具有的一元化的彻底控制。她所使用的集权统治倒是近乎保守的曾经是纳粹党员的德国政治学学者施密特在二十年代后期提出的Totalstaat，而和二三年开始出现的Totalitarianism不是一回事。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描述的是一种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在一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新的现代专制形式。它类似于政教合一，但是却没有更高的能够约束人的神的存在的专制。而totaler Herrschaft（Totalitarian Rule）及totalstaat，集权统治、集权国家描述的更多的是政府权力的集中，它并没有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或者说涉及彻底的对社会的政治乃至精神的文化统治及改造。

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中期对于此书所做的修改，应该和她在冷战初期匆匆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一样是有原因的。因为此间，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五四年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著名的《解冻》，紧接着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实上，对于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极权专制，阿伦特始终不愿意把它和希特勒纳粹的极权专制等同并论，她更愿意称苏联为“斯大林主义专制”。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她则甚至公开认为苏联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

关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解释之所以如此模糊、游离不定让我们看到，正是她的认识论基础、方法导致了她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把握角度及程度。而这点进一步告诉我们，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不是近代启蒙思想，自由主义传统的产物。

其次，由于她缺乏自洽的方法论，有时候是思辨，有时候是一种心理推测，有时候是现象堆积，有时候是观念罗列，著名的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甚至在给她的信中说，她在这本书中使用了“情绪性方法”，做了过多的判断。因此这本集成的文字，从根本上可以说“不是研究”。而对于她的“看法”，如果不说这些看法是否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可以说她既没有说清楚她所主张的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极权主义的起源。而这个事实就注定了不仅让她的这本著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对于学界的“研究”影响甚微，而且在未来的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也肯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阿伦特的这本书由于它的卷帙，由于它出版的时间，至多它可以作为一种平行于那一时期出现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研究的历史现象，出现在思想史中。

2018.12.4 德国•埃森

意识形态是脏话骂？

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写在梁靧“‘意识形态’是脏话吗？谈韩国瑜与台湾常见的误解”一文后的对答

梁靧先生在联合报网页名人堂发表了“‘意识形态’是脏话吗？谈韩国瑜与台湾常见的误解”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592/3464207?fb_action_ids=1747260155400002&fb_action_types=og.comments&fbclid=IwAR2BNuxPY2z6GgIe-Kc8j8eQ6bAo0KgA7VhEQeV_y0OPrGlCadr9Vo2rMI4

笔者针对此文留言并且和该作者就有关问题有些对答，复制如下：

笔者留言：

笔者专门研究共产党问题五十年，九零年开始专注意识形态问题，收有几十本德文英文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并且我也有专文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它事关民主社会，以及这一百年世界发生动乱灾难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意识形态化是一个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的问题。希望简单了解这个问题的可参阅我的“韩国瑜应该更理直气壮地拒斥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化”。我近日还会有“谈当代社会民主制及如何透视台湾大选”。台湾大选涉及很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未来政治及社会走向问题，最近一百年世界为什么如此波折问题。

梁靧

仲维光先生您好，的确在您所研究的马克思与卡尔波普那里，这两位对于意识形态的使用是具有负面意义的，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为特定阶级对大众的驯服工具、卡尔波普将他自由主义的论敌：共产主义给视作是一种意识形态。

但本文也曾述，在1960年代之后，欧美开始将各种意识形态进入社会科学分析后，才更为清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自身也都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从而发现这个词汇不该以负面意义看待，而是该作为一个客观中性的概念去做分析。

希望您能够理解本文的这个立场，感谢：)

笔者答：

谢谢您的回复。然而，意识形态问题并不仅是如您诉说的只是在波普及马克思那里是负面的，并且相反波普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

在六十年代之所以出现集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讨论，甚至有“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提法，是有原因的。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涉及二十世纪发生的人类的巨大灾难。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例如在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法国的Aron、德国的Bracher等人那里，他们发现这一百年可以用“意识形态的时代”来描述纳粹和共产党造成的世纪性灾难，后来Bracher进一步把二十世纪称为“极权主义世纪”。

的确，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彻底意识形态化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典型特点，并且意识形态问题是各类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力要求的党团用于蛊惑民众的手段，但是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者们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在保守的文化社会学家Voegelin那里，意识形态问题甚至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无论极权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以及启蒙思想、实证主义等文艺复兴后产生的思潮，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在中世纪后被政治化宗教、世俗化宗教的结果。它起源于诺斯提派，起源于人对人的知识论的追求。

长话短说，我从研究共产党社会为什么没有学术研究，只有政治统帅一切，这和“意识形态化”有何关系开始，所有上述那些探究最开始让我十分困惑，最后发现，意识形态其实是十分简单的问题，即意识形态之所产生在政教分离后的十八世纪末期，因为它取代的是教条的神学，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基督教神学式思想的世俗化。为此，它是基督教社会特有的世俗化产物，是西化带到中国社会的。此前世界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传统东方文化没有意识形态问题。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严重因为它可能导致党国社会。

对此，国民党是导入意识形态问题的政党，但是它前后败给了两个比他更加意识形态化的政党，而这对于华人社会来说，意味着的是每况愈下，所以我才会出来说话。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台湾青年学人对大陆的文化，对去大陆读书，对从文化及知识上对抗大陆都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提高。

梁靧：

也感谢仲维光先生您的响应，虽然我的认知在切入上与您有些出入，但这段留言的确挺发人省思。

如果这是您的忧心的话，我必须要说，就您的标准来看待，可能在台湾国、民两党的意识形态在您的标准都是相对较弱的，尤其是在特定时期，譬如马政府执政前期或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党都有试图往中间选民靠拢，只以相对模糊而不明确的政治方向，甚至难以称之为执政蓝图。很多东西都是选上了再不断进行修正。

近年两岸的交流十分频繁，在台年轻学人多半有许多大陆学生曾一同共识过，尤其是在马政府时期那种欲意以文化交流试图进行反向灌输民主文化的时刻，交流越频繁双方更是发现彼此的鸿沟，这在一些统计和研调上都有资料，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我想您的忧心可能在近十年的台湾发展里，目前看来并没有那么悲观。

另外一提，还是有不少学者会认为东方传统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不过都是以各种不同版本的儒学主义作为其帝国合法性的基础。东方传统的意识形态问题，多半是在儒学之中的不同意识形态版本竞逐，由于差异程度，看起来比现代的各家意识形态对垒还来得相较不鲜明，或许仍然还是存在意识形态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所谓变法争议或党争问题了。

笔者答：

不谈历史文化因素，只从认识论角度来谈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是在二元论思想基础上的一种一元化的观念论，明白了这点您就明白了东方是不是有这种东西。

东方思想不是二元的，更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的一元论。谈问题一定要自洽，不能够似是而非地论断。

我不期望您能够接受这个看法，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对最近一百年来的文化学术问题的评价，对五四以来的倾向的评价，对当代西方思想及文化的根本性的评价。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问题”，不是那么想当然的可以随便说说的问题。

对于有网友留言说台湾首要的是消灭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笔者答：

这话有道理，因为如何看待三民主义的确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如过把它只是变成政治口号，就又是以毒攻毒了，即如大陆共产党用马列废除三民主义，其结果是从泥坑跌入深渊。为此意识形态式的征伐和意识形态一样，是一定要避免的！

我的进一步有关台湾选举问题展开的文字可以供关心根本问题的人参阅，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更多的问题：

“谈当代社会民主制及如何透视台湾大选”

http://blog.udn.com/tianyi2012/119530632

前30年的全球经济发展与产生的弊病

#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潮流! 世界自由民主势力与独裁制的斗争尖锐!

30年前我常常被认为是日本人，确实那时德国的亚洲大型旅游团大多数来自日本。

在前三十年世界政治经济起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民主国家从35个发展到110个，世界货物流通提高了原来的四倍。经济发展几乎发展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从1993到2008从世界贫穷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2%降到18%，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全球经济经济也造成了成批的失落者，人类的收入比率纵横交错地改变了。由此世界最老的民主国家美国川普当选，英国脱欧，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减少，欧洲发生难民潮，民粹盛行，中国，俄国盛气凌人....世界自由民主势力如不找到问题的答案，不全力捍卫民主自由，社会将会不断出现动荡，甚至存在将失去民主的可能性。

张威廉

数据来源：Der Spiegel Nr. 42, 13.10.2018

秋晨

秋晨的冷风吹过枫叶底，玉兰的舞动似窃窃私语，微风涌入思飘，思入碧云枫叶秋。

马克思出生二百年带给华人社会的窘迫（下）

2018年10月3日 星期三

华人社会的窘迫——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时的动态

——

马克思出生二百年带给华人社会的窘迫（下）

二．华人社会的窘迫——中国政府影响下的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

1.

马克思及其思想和华人社会的关系，首先可以说它完全是当代在全世界不断扩张的西方影响的产物。其次，它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一方面是和马克思在西方的影响同步发展发生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由于以马克思及其思想为指导思想，并且以这种思想作为他们追求的社会的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权力。因此，它导致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三分之一世纪，中国变成了一个波普所称的“封闭的社会”，完全隔绝于世界。而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社会及其知识界不仅没有经历，甚至也不知道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析和对抗。知识界运用启蒙克服宗教神学的教条和禁锢的方法，再次克服了这个完全是基督教思想方法的世俗神学、世俗宗教的翻版物。而由于这个世俗的、唯物主义化即物质化共产党像上帝那样掌握了社会的权力，彻底地推行了世俗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因此从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一经开始建立，就立即建立了奥威尔笔下的真理部，把彻底地改变人们的思维及眼界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为此，它就使得最近三分之二个世纪中国大陆的华人，不仅不知道马克思及其思想在世界上所受到的解析、化解及退出，而且竟然直到今天还一直认为马克思是最重要的、最伟大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看问题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对此，且不必说官方的宣传，实际上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所谓文革结束后的四十年，三个被人们看来是思想开放的例子。它们非常有代表性地、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八十年代以《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为代表的所谓对于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的研
究，以及类似于此的八十年代末期红遍两岸的电视连续系列《河殇》为代表的所谓蓝色文明论。这两个作品不仅思想方法，乃至语言，包括有限的阅读文献的性质，都是可以让人们一眼看出是典型的真理部主导的作品——即成色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地意识形态化，以论带史的作品。事实上我们深知说它们是比文革中的样板戏，文革前后姚文元、戚本禹们的“为革命研究历史”还要典型的例子，毫不为过。但是，这些真理部子弟的作品居然被认为是思想松动，改革开放的作品。

第二个是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一书。作者高尔泰被誉为是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这部作品是他在被共产党排斥乃至迫害后的回忆及反思性的作品。但是这却是一部彻头彻尾毫无反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它的回忆方法、行文方式及语言，以及在回忆中对于他自己半生中和各种思想及知识人碰撞的描述，说明他是一个彻底地被真理部异化的意识形态分子。从他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能够做到把那些和他不同的人的看法以及批评他的看法写出来，而那些看法在正常社会的人看来却根本就是对他的人格和治学的粉碎性的看法，全因为他根本没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而这本书居然在大陆，甚至在台湾的一部分人中走红，没有遇到任何从精神思想上，从知识结构上，即从过去三分之二个世纪，一般社会知识界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对于共产党社会及文化的分析反省的质疑及批评。则更说明，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乃至禁锢扭曲，已经不是一两位知识人，而是整个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零九年北岛主编的多个人的回忆文集，《七十年代》。如果说高尔泰的书是马克思主义渗透在书中的每一页、每一句话中，那么这本《七十年代》则是公然得意洋洋地回忆、张扬、自诩自己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如何作为真理部的有抱负的子弟存在及成长的。由于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刻苦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的过程，而在一年后彻底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更由于这个真理部子弟现象奥威尔已经在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就准确清楚地描述过，所以我一直为自己的愚昧，沉陷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世俗宗教学说中，浪费了如此宝贵的青春生命而感到心痛。为此在一零年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过来人”瞠目结舌。时过四十年，在马克思主义被彻底地清扫到世界的角落时，书中那些已经走遍世界的人，居然把自己作为典型的真理部子弟的那些七十年代的“文行”，依然如此洋洋得意地推给世界！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自爆其短的人！

为此，这三个例子说明，在现实中存在着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動物莊園》；它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最近三分之二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已经远离了一般社会及传统社会的规范，成了一个荒谬的历史笑话。

2.

无独有偶！如果说上述这三个历史性的笑话只存在于华人社会中，那么二〇一八年中国政府推动的在德国对于马克思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则是把这个笑话推到了欧洲，推向了整个世界。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政府的所谓艺术家不懂得讽刺及揶揄，不知好歹地在德国民众及媒体的注视下，世界的镁光灯下的表演，真的是让一个了解一般社会反应的中国人感到窘迫、哭笑不得。

到人家的家里，认同一个受到人家冷落、质疑的人物为自己的祖先及灵魂，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因为固然你可以认同这个人，但是你到人家的家里去认同，还奉送雕像、摆上供盘，带着你的人成年累月地到人家家里去上供、送礼，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不幸，中国向德国赠送恩格斯雕像和马克思雕像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禁不得推敲的、可笑的举动。

在中国的游客没有到来之前，无论是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还是乌泊塔的恩格斯诞生地，都是门可罗雀。拥有它们的城市或者基金会的资金仅够维持它们存在。所以当然没有可能在为这两个人设置一个超豪华的大型雕像。而事实上没有人感到有必要设置这个雕像，如果谁来设置如此一个超大型、超豪华的青铜雕像，那一定会受到强烈的质疑和反对，因为它象征的一定是城市及基金会的无知。

但是认洋人为父的中国政府却也有着中国的传统遗传，他们认为既然认祖归宗了，那么这个祖居地的冷落也让自己不光彩。于是二〇一二年先是中国的商业部副部长提出向恩格斯故居完全免费赠送一具四米高的恩格斯青铜雕像，这虽然引起乌泊塔市民的质疑，但是由于恩格斯对他们究竟早已经成了外人，没有任何社会影响，一具免费的礼品能够大大促进到乌泊塔来旅游的中国人的数量，况且它立在市区边缘的空地上，只有傻瓜才不接受。为此，一四年六月这具白送的四米高的雕像立在了恩格斯故居前空地的边角上。

在赠送恩格斯雕像取得成功后，不理解也不想了解德国社会究竟是如何看待这种赠送的中国政府以为自己取得了成功，扩大了中国政府的影响，于是继续向马克思的故居地特里尔市政府提出赠送一具更为巨大的马克思雕像。由于和乌泊塔的雕像屹立的位置不同，赠送给特里尔的马克思雕像不是在市区边缘，而是屹立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因此这立即引起特里尔的市民以及一些党派团体的反弹。虽然是免费，并且人人知道中国政府其后还一定会源源不断地送来好处，可是人们担心的是市容，担心的是马克思雕像影响特里尔市的形象，担心的是沾染了中国政府的气味儿，被中国政府的宣传利用。那气味儿绝对不是一种好味儿！于是从一六年到一七年，特里尔多陷于接受还是不接受的争论中。

对于民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虑，但是对于市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却是经济问题。政治人物从对共产党政府的了解还感到，突然来到的中国的赠送问题，还隐藏着一个威胁，那就是不接受的话，会影响到该市和中国的各种经济交流。为此，市政府在经过了仔细考虑后决定交由议会表决通过，并且在雕像的高度上，矗立的地点上，都打了折扣。在高度上他们要求从六米多减低到五米，地点则选在一堵山墙侧面的街角上，而不是在象征特里尔市的古老的罗马黑城门周围的广场上。

3.

对于这个中国赠送为德国纪念马克思诞生二百周年带来的闹剧，我想不需要用我的描述，只需摘要介绍当地的报刊报道即可。这些报刊大都是地方小报，撰文者也大都是最普通的记者，并不是专家，但是这说明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的认识在德国及欧洲已经是基本知识。当然这要求你对这些术语，某些称呼的贬义性质、讽刺性质有所了解，即你还应该知道何为好、何为坏，何为讽刺！

在介绍这些评述报道前，我还要说，如果单只是德国社会例行地纪念一位名人，我想当地报刊对于马克思诞生二百年的纪念文字大约不会涉及到如此多的来自对于马克思的观念、概念以及政治现象和词汇。但是这一次由于中国赠送雕像，这个雕像成了纪念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它就挟裹来了很多活生生的、在教科书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带来的现实问题。由于在对于这个雕像的追踪报道中，再次充满了让德国社会的民众曾经在冷战时期熟悉的，听到就觉得滑稽及讽刺的单词和词汇，所以为此甚至可以说，这座雕像提醒了现在的德国市民——这位他们早就开始忘记了的马克思，他带来的灾难性的社会的存在，不仅还存在身旁，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侧，而且它正在不断地再次向欧洲移动、徘徊。

以下是我随便在网上检索到的五月五号前后、部分德国地方媒体的报道，我把它们概述摘引如下：

首先，这些报道对马克思的称呼和中国人脑中的图景及期待不同。德国媒体对于马克思的称呼是：一位意识形态分子，Ideologe，观念主义家。和中国人的期待相反，可以说没有文章称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当然更不会有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的。为此报刊的报道把中国政府的这个赠送描述成，“这位巨大的观念论者已经被重新运回到德国”。

对于中国政府的赠送，有报道说“力图让马克思及其思想复活的中国政府”在马克思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向特里尔赠送雕像。“但是，现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来的内容在中国都不谈，也无法谈，尤其是马克思本来的具有的批评性的那些内容，它们被中国政府彻底地赶了出去。”

对于雕像的作者，在中国被称为艺术家的吴伟民，特里尔的报纸称他为“中国政府的‘文化官员’”。

对于这座雕像，有报道说，“特里尔民众认为这么巨大的马克思像立在特里尔市区，它让特里尔被人看成是一个没有品味的城市。这么巨大的雕像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很不幸”。“司机把这个马克思巨魔平安地运送到了特里尔，它败坏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气氛。”

对于出生在特里尔的马克思，在五月五号当地报纸的一篇纪念短评中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有的二十世纪最极端的专制统治者使用的都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培育造就了这些专制者，还是这些专制者错误地运用了马克思思想？即马克思思想是好的，使用的人是坏的？虽然依然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马克思及其思想和这一百年来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后的暴力的联系，和革命的联系是肯定确实的。因为马克思直接主张及鼓吹了革命、暴力和灭绝性的迫害。”

还有一个报道最后说：“中国政府赠送给特里尔这个塑像，可能他们最终的想法，也就是其目的是为了中国自己国内的权力问题。因为中国的旅游并不完全是自由的，它一方面是官方组织的，另一方面是旅游团操控旅游计划，而第三个因素是媒体宣传及教育。这样，它就让人们把到德国旅游和特里尔绑到了一起，政治和旅游捆绑在了一起。这使得马克思进口到中国后，又在中国制造出口回到德国，最后再次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内销，销回中国。”

对于这个雕像，“德国人感到尴尬和可笑，可就是这点其实让人们可以再次看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感觉，他们就是来到了德国，也既不会感到尴尬，也不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当然更不会想到这个雕像是习近平送的。习近平让他们就是到了欧洲也在他的笼子里。”

“中国政府如此纪念马克思，推销马克思，说明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思想和‘共产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是“经”好，念经的和尚们出了问题，而是‘经’造就了如此的一类和尚，得此深传的和尚们深知离了这个经，他们就一定会崩溃。这不仅是马克思这个经如此，而且现今的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乃至对于斯大林和列宁的‘经’都深知如此。因为凡是共产党都深知，并且深切地感到，这些‘经’一脉相传，动了哪儿都会大出血，从而导致他们的彻底灭亡。”

上述我随手做的一些摘记——这些普通的德国地方报刊在纪念马克思二百周年的时候的文字，这些被中国政府赠送的雕像所激发出来的充满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的浅显、清楚的文字，难道不应该引起华人界的各类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在华人界中的图像，重新思索反省吗？

2018.8.3 德国•埃森

被西方彻底冷落的马克思及其思想(上）

2018年10月3日 星期三

被西方彻底冷落的马克思及其思想

——马克思出生二百年带给华人社会的窘迫（上）

马克思及其意识形态，即马克思的世俗化的宗教学说——观念论，即一般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已经是当代中国人及中国历史不能够回避的问题。这是因为一百年前的五四之后，一大批中国的所谓“知识人”，在世界正在经历的基督教世俗化过程中，基督教及其世俗基督教的文化，强有力地迅速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蔓延之时，借势、借力，挟持了中国社会走向这个基督教世俗化，并且继而利用权力彻底地粉碎了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基础，彻底地改变了华人社会的现状。因此，时下的华人及华人社会，无论其走向是何处，首先遇到的都一定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思想问题。且不说已经被彻底地意识形态化的大陆中国，就是台湾，老一代的台独人士史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徒，而且自己就曾经是共产党员；新一代时下民进党籍的文化部长郑丽君，则至今还公开宣称自己最喜欢的哲学家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书是《共产党宣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到来，当代华人无法回避。而由于对于这个所谓纪念日，中国政府试图充分利用它，一方面巩固自己国内的权力，另一方面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此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思想，如何让华人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在纪念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就也成为在谈论马克思出生二百年问题时，华人社会必须要面对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一.被西方彻底冷落的马克思及其思想

1.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号，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的特里尔。他出生后对于世界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中期到达顶峰，而这个顶峰的一个标志就是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共产党集团和西方世界，冷战开始。而他出生二百周年的所谓纪念，其实可以说是他在西方彻底被冷落，或者说已经毫无影响的标志。

马克思及其学说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用毛泽东的这句话说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此，研究马克思及其思想与华人社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一百年来，马克思及其思想在欧洲及国际社会的地位，并且以此为参照系对比随之而发生的它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有何一致，有何不同。对此我以为，一百年来马克思及其思想在欧洲及世界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大约三十年。这三个时期大约分为：

第一个三分之一世纪，延续十九世纪，伴随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的产生及发展，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在欧洲及世界各地扩展蔓延时期。这一时期具体对应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

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马克思及其思想影响的蔓延不仅让它的思想影响变为党派存在，而且

在很多国家攫取了权力，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由此它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及恶劣影响，并且也为思想文化问题带来了巨大的争议。这一时期具体对应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第三个三分之一世纪，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思想被彻底排除出当代严肃的学术界，马克思基本上被社会舆论一致地认定是，一位曾经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人物。这一时期可以说开始于六十年代，具体对应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乃至可以说延伸到了今天。

2.

要了解认识马克思及其思想，首要的是明确学术思想，及其所属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的区别。这个区别其实马克思自己早就明确地说出来，即以往的哲学寻求的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寻求的是“改造”世界。说白了，它所意味着的是，以往的哲学，或者说学术，是一种探究，是可以讨论、修正乃至否定的。但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潜台词是，自己正确，它是一种自己掌握了真理、实现对世界的改造的指导思想及工具。一门思想观念的这个要求过去是宗教、神学的要求，而不是发生于希腊，以及文艺复兴后重新在西方觉醒的哲学及学术的要求、启蒙思想的要求。

马克思的这个自白道明了十九世纪初期才在西方产生的意识形态问题，ideology问题，是世俗观念，世俗思想，世俗人物的宗教性的要求。为此，人们在认识马克思及其思想，认识它的历史作用的时候，首要的是明确“神学与哲学及学术思想的区别”，明白了这个区别你就会继而明白“世俗神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意识形态、观念论与哲学、经济学等学术研究的区别。这也就是马克思及其思想和发生于希腊的，文艺复兴后复兴的西方的学术研究——启蒙主义思想的学术研究的根本区别。而对于这个区别的辨识则贯穿了这一百年来对于马克思问题的争论，从而决定了马克思在当代社会中的起伏地位。它是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问题的一把钥匙。

3.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在西方产生了一句名言，“如果一个人三十岁之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之后仍然是左派就是没有大脑。”

这大约也可以反映上个世纪第一个三分之一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社会现象，以及当时人们对待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态度。因为马克思及其思想几乎可说是统治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左派的思想。为此，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三十岁前的这个倾向是以充满直觉的良知来反抗社会；第二，三十岁后的倾向则是用头脑、思想来思考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马克思及其思想是反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的工具，马克思及其思想也仅仅是满足反对需要的工具。

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为反对而反对甚至可能带来更为恶质的结果。所以一个人是左派，受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说明的不是“马克思及其思想代表了公正和正义”，而说明的只是人们对现实不满，并且曾经“用它”来“对抗已存在的”、他们所不满意的社会的不正义和不公正。

用来对抗不正义和不公正的东西，并不能够说明它自己就一定是正义的和公正的。因为就在用它来进行对抗之中，尤其是在用这种思想建立的政权的统治中，它让人们清楚地、无可否认地看到，用它来对抗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正义不过是“以毒攻毒”，而它最终被人们发现，它是一种比现存的资本主义还要邪恶的，无可救药、无法治愈的“毒”，一种人类肌体上的癌。而这就导致了一直从事对抗这种左派及马克思思想影响的法国自由主义学者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另外一段名言。

4.

一九一七年，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俄国共产党攫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这使得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出生一个世纪后达到高峰，如日中天。这也是中国五四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国际背景。但是几乎就在于此同时，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及其政权放到了反省和思考的显微镜下。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史、思想史告诉我们，很快，早期或者说年轻时受到马克思及其思想影响，受到共产党影响及迷惑的知识分子就清醒过来，并且针对马克思思想，共产党及其政权进行了反省及解析。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二、三十年代，接触后很快抛弃它的有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1902.7.28－1994.9.17），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以及法国自由主义学者阿隆等，全心投入后又彻底反叛的代表人物是作家纪德（Andre Gide，1869.11.22-1951.2.19法国作家）、凯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9.5－1983.3.3，匈牙利犹太裔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1903.6.25－1950.1.21，英国作家）等人。

中学和萨特同班，并且成绩一直在萨特之上的阿隆，从三十年代末期后一直和法国陷入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对抗，其中当然也包括萨特。阿隆的著名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即是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作。这一对抗一直持续到他八三年去世，可以说构成了他的终生的工作。为此，对于曾经被部分知识人作为学术及一种社会批评的工具的马克思，阿隆有一段话和我在前一节引述的第一段话一样有名的话，他说：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笔者根据英文本，468页，德文本，483页，订正了中文本，922页的译文）

这就是说，那些不能够迅速从马克思及其思想中走出来的人，要么是缺乏才智，要么是品质有问题。对此，积我五十多年在大陆生活及追求的经验，也就是以我自己从一个被真理部彻底地扭曲了思想及精神的中学生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反叛出来的经历，体会尤其深切。而我反叛的半个世纪的经历，和真理部的缔造者及子弟们的冲突让我同时也看到无数具体证明的案例。

5.

阿隆那段话所断言的绝对不是凭空而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论作为学术研究，而看不到它的荒谬性，在正常社会中，除了那些把它作为自己影响社会的工具来利用，如萨特那样精明的知识人外，只有那些能力非常有问题，却又非常想出名的三四流学者，才会深陷于此，走不出来。反观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马克思及其思想在西方最近半个世纪在西方社会及文化思想界所遭到的冷遇，或者说出局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点。这一百年的历史让人们看到，除了在社会极为不公平的时候，动乱及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可能会受到马克思及其思想的迷惑，或者明知它的问题，还依然企图自欺欺人地借用它来打鬼，否则的话是很容易看到它的问题、它的悖谬。所以马克思及其思想虽然在这一百年来的第一个三分之一世纪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混乱，从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开始，从冷战开始，甚至可以说从三十年代末期开始，就由于学术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及对于不同政治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它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在文化思想史上的定位。

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产生于十九世纪初期的“世俗基督教神学”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类问题引起了当代人的关注。基于这个关注及讨论，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问题，化解意识形态问题，共产党社会的文化思想的根本问题是彻底地意识形态化问题的提出，意味着经历了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当代思想及学术，已经开始充分认清了政教分离后，新的历史时期中披着新的世俗外衣，物质化外衣的各类世俗神学思想，各类新的准基督教宗教的反弹。这些思想及团伙族群，不仅在形式上、内容上，而且在实质上试图全面地取代退出去的基督教的地位。而在这种意义上，五六十年代的化解、驱逐马克思及其思想在学术界，知识界的影响，几乎重演了十八世纪前人们对于宗教及神学的态度——迫使它们退出去。。

事实上，任何稍微懂一点哲学的人都会发现，在任何一本文艺复兴后，即当代西方基于希腊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史教科书上，不仅马克思及其思想几乎毫无地位，而且也没有唯物和唯心主义问题的地位。对此，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0.29－1989.6.27）在八一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哲学》一书中，开卷就说，马克思在西方的哲学领域中影响很小。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中文版，从来没有在西方学习、生活过的翻译者们却居然针对于此，在译者序言中信誓旦旦地强调说，“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潮流，作者显然怀着很大的偏见，在本书中，不仅未列专门章节加以介绍，而且在偶然提到的寥寥数语中，也极力加以贬抑，这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一个重大的缺陷”（《二十世纪哲学》，艾耶尔著，李步楼、俞宣孟、苑利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页）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止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及其思想对知识人及学界的干扰性的影响，基本上是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以及相应的社会学、政治学及宏观的所谓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这个现象本身又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非学术性，它的社会现实性、世俗神学性、替代性的世俗宗教性。而它的社会现实性，则由于二十世纪的历史事实，让人们很快地看到它的灾难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完全继承了基督教文化中的一神论的排他性，所固有的宗教征伐性及其残酷性。为此，这个没有神，却自认为是占有了人间绝对真理的马克思及其思想，就把人所固有的最残酷的一切带到了当代世界：阶级、族群、一党对于世界权力的要求，以及彻底的党同伐异。始于二次大战纽伦堡战犯审判的反人类罪的提出，正是人类看到了这个族群排他性的危害，试图避免克服这个灾难性的危害的产物。所以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及其思想，在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当代文明看来，毫无疑问它是建立在族群征伐基础上的一种反人类思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所生活的德国埃森市中心的犹太教堂中，在该教堂最重要的一块展示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犹太人照片展板中，它甚至包括阿伦特等作家，好莱坞电影明星艾伦（Woody Allen，1935.12.1－）等名人，但是唯独没有马克思。

这个犹太教堂建成于一九一三年，毁于三八年十一月九号的水晶夜。因为是德国最重要的犹太教堂，所以单只是八十年代中期后就重新修建过两次。最近一次二〇一〇年修建后，这个展板在新的展览安排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管理人员介绍说，不选入马克思是经过委员会及专家极为慎重的考虑做出的决定。为此，这同时可以充分说明，在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时候，马克思在西方社会中影响极为负面，在学术领域中除了干扰性的影响外，在根本的学术研究的基础的方法论、认识论上，在学术问题的具体研究成果上几乎毫无影响。马克思可以说在今天已经百分之百地被排除在现代社会主流以外，并且这个人及其思想的影响和人类巨大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具有相当负面的意义。

2018.8.3 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