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8 May 2019
(Backup) 张威廉：“第四个”的故事是现代社会人道战胜现实的重要案例
RFA 22.09.2016
Text:
上周曼海姆州行政法院判处一对中国难民夫妇第四个孩子获得难民居留许可。张威廉女士认为，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人道战胜现实的一个重要案例。
二次大战后在一九四五年成立的联合国，为了接受历史教训，不分种族国家、男女老幼捍卫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漫长的几十年中提倡和设立了很多纪念日。九月二十号，本星期二，一直关心人道救助事务的华裔女商人张威廉女士请记者关注德国的世界儿童节。
对此，张威廉女士说，“九月二十号，也就是本星期二是前西德根据联合国倡议的国际儿童节定下的世界儿童节日，现在也是统一后德国的儿童节。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关中国孩子的事情。”
张威廉女士对记者进一步介绍说，前东德和中国一样把六月一号定为国际儿童节。但是设立节日却并不等于遵守了联合国确立的对儿童生存权的关心。很多时候儿童节在这些国家是被作为政治工具运用，为政治和政权服务的节日。为此，关于这个刚刚发生的中国儿童的故事，张威廉女士介绍说，“一对中国在德国相识的未婚夫妇，他们在德国申请难民一直没有被批准，十几年来只有宽容性居留许可，不能够工作，等待遣返回国。他们的前三个孩子是和他们一样的居留许可。现在他们在德国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为此他们为这个孩子申请难民身份，地方法院再次拒绝了他们的申请。但是，上周，十五号在曼海姆的州行政法院却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认为即便按照中国现行的二胎化政策，一旦被遣返回国，这个孩子将无法取得正常身份，包括受教育权和福利，乃至户口、身份证。”
张威廉女士说，这个判决将对德国的难民政策也带来影响。它意味着，这个孩子的父母兄弟按照德国的家庭团聚法律条款都取得了在德国的居留权。其次，这意味着所有在德国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华人家庭根据实际情况，在法律上都有可能为他们的“超生子女”申请难民保护。而对她来说，这“第四个”的故事，带来的是现代社会对于最根本的人、法律，和国家及政治的关系问题的对比和思索，是一个典型的人道战胜现实的案例。
对此，她说“这就让我看到，在面临如此困难局面的德国，在儿童问题上，难民问题上的考虑，不是以国家和当地人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为最高考虑，而是以人道价值问题为最高考虑。这和中国的计划生育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一个不以人为最高考虑的国家及政权，真的是不值得爱和拥护的。”
（特约记者：天溢 / 编辑：吴晶）
(Backup) 前30年的全球经济发展与产生的弊病
#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潮流! 世界自由民主势力与独裁制的斗争尖锐!
30年前我常常被认为是日本人，确实那时德国的亚洲大型旅游团大多数来自日本。
在前三十年世界政治经济起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民主国家从35个发展到110个，世界货物流通提高了原来的四倍。经济发展几乎发展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从1993到2008从世界贫穷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2%降到18%，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全球经济经济也造成了成批的失落者，人类的收入比率纵横交错地改变了。由此世界最老的民主国家美国川普当选，英国脱欧，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减少，欧洲发生难民潮，民粹盛行，中国，俄国盛气凌人....世界自由民主势力如不找到问题的答案，不全力捍卫民主自由，社会将会不断出现动荡，甚至存在将失去民主的可能性。
张威廉
数据来源：Der Spiegel Nr. 42, 13.10.2018
(Backup) 意识形态是脏话骂？
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写在梁靧“‘意识形态’是脏话吗？谈韩国瑜与台湾常见的误解”一文后的对答
梁靧先生在联合报网页名人堂发表了“‘意识形态’是脏话吗？谈韩国瑜与台湾常见的误解”
笔者针对此文留言并且和该作者就有关问题有些对答，复制如下：
笔者留言：
笔者专门研究共产党问题五十年，九零年开始专注意识形态问题，收有几十本德文英文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并且我也有专文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它事关民主社会，以及这一百年世界发生动乱灾难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意识形态化是一个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的问题。希望简单了解这个问题的可参阅我的“韩国瑜应该更理直气壮地拒斥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化”。我近日还会有“谈当代社会民主制及如何透视台湾大选”。台湾大选涉及很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未来政治及社会走向问题，最近一百年世界为什么如此波折问题。
梁靧
仲维光先生您好，的确在您所研究的马克思与卡尔波普那里，这两位对于意识形态的使用是具有负面意义的，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为特定阶级对大众的驯服工具、卡尔波普将他自由主义的论敌：共产主义给视作是一种意识形态。
但本文也曾述，在1960年代之后，欧美开始将各种意识形态进入社会科学分析后，才更为清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自身也都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从而发现这个词汇不该以负面意义看待，而是该作为一个客观中性的概念去做分析。
希望您能够理解本文的这个立场，感谢：)
笔者答：
谢谢您的回复。然而，意识形态问题并不仅是如您诉说的只是在波普及马克思那里是负面的，并且相反波普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
在六十年代之所以出现集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讨论，甚至有“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提法，是有原因的。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涉及二十世纪发生的人类的巨大灾难。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例如在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法国的Aron、德国的Bracher等人那里，他们发现这一百年可以用“意识形态的时代”来描述纳粹和共产党造成的世纪性灾难，后来Bracher进一步把二十世纪称为“极权主义世纪”。
的确，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彻底意识形态化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典型特点，并且意识形态问题是各类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力要求的党团用于蛊惑民众的手段，但是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者们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在保守的文化社会学家Voegelin那里，意识形态问题甚至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无论极权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以及启蒙思想、实证主义等文艺复兴后产生的思潮，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在中世纪后被政治化宗教、世俗化宗教的结果。它起源于诺斯提派，起源于人对人的知识论的追求。
长话短说，我从研究共产党社会为什么没有学术研究，只有政治统帅一切，这和“意识形态化”有何关系开始，所有上述那些探究最开始让我十分困惑，最后发现，意识形态其实是十分简单的问题，即意识形态之所产生在政教分离后的十八世纪末期，因为它取代的是教条的神学，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基督教神学式思想的世俗化。为此，它是基督教社会特有的世俗化产物，是西化带到中国社会的。此前世界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传统东方文化没有意识形态问题。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严重因为它可能导致党国社会。
对此，国民党是导入意识形态问题的政党，但是它前后败给了两个比他更加意识形态化的政党，而这对于华人社会来说，意味着的是每况愈下，所以我才会出来说话。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台湾青年学人对大陆的文化，对去大陆读书，对从文化及知识上对抗大陆都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提高。梁靧：
也感谢仲维光先生您的响应，虽然我的认知在切入上与您有些出入，但这段留言的确挺发人省思。
如果这是您的忧心的话，我必须要说，就您的标准来看待，可能在台湾国、民两党的意识形态在您的标准都是相对较弱的，尤其是在特定时期，譬如马政府执政前期或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党都有试图往中间选民靠拢，只以相对模糊而不明确的政治方向，甚至难以称之为执政蓝图。很多东西都是选上了再不断进行修正。
近年两岸的交流十分频繁，在台年轻学人多半有许多大陆学生曾一同共识过，尤其是在马政府时期那种欲意以文化交流试图进行反向灌输民主文化的时刻，交流越频繁双方更是发现彼此的鸿沟，这在一些统计和研调上都有资料，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我想您的忧心可能在近十年的台湾发展里，目前看来并没有那么悲观。
另外一提，还是有不少学者会认为东方传统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不过都是以各种不同版本的儒学主义作为其帝国合法性的基础。东方传统的意识形态问题，多半是在儒学之中的不同意识形态版本竞逐，由于差异程度，看起来比现代的各家意识形态对垒还来得相较不鲜明，或许仍然还是存在意识形态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所谓变法争议或党争问题了。
笔者答：
不谈历史文化因素，只从认识论角度来谈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是在二元论思想基础上的一种一元化的观念论，明白了这点您就明白了东方是不是有这种东西。
东方思想不是二元的，更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的一元论。谈问题一定要自洽，不能够似是而非地论断。
我不期望您能够接受这个看法，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对最近一百年来的文化学术问题的评价，对五四以来的倾向的评价，对当代西方思想及文化的根本性的评价。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问题”，不是那么想当然的可以随便说说的问题。
对于有网友留言说台湾首要的是消灭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笔者答：
这话有道理，因为如何看待三民主义的确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如过把它只是变成政治口号，就又是以毒攻毒了，即如大陆共产党用马列废除三民主义，其结果是从泥坑跌入深渊。为此意识形态式的征伐和意识形态一样，是一定要避免的！
我的进一步有关台湾选举问题展开的文字可以供关心根本问题的人参阅，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更多的问题：
“谈当代社会民主制及如何透视台湾大选”
(Backup) 对阿伦特及《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质疑
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
对阿伦特及《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质疑
一.需要辨识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
有好友来信希望听听我对阿伦特及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看法。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对阿伦特的看法和中文界流行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认为，中文界对于阿伦特的看法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文知识界的致命问题。为此我愿意借这个机会把我接触阿伦特及其著述的经历，以及正在写的文字中关于阿伦特的这一节公开如下，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我对阿伦特的认识过程。
大约在一九九三年，我那时已经进入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究。由于四十岁开始学习的德语阅读速度还很慢，为此感到有些著述有中文译本的可以先浏览中文，看看如何然后再确定何时及如何阅读，如此可以省时间，且不耽误事情。这就让我首先就要面对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既然人们说它如此的重要，当然应该越早了解这本书越好，而它的卷帙却是如此浩繁，九一年出版的德文本竟然是1024页。于是知道中文本在台湾出版，我特别请台湾朋友帮忙买了中文本。顺便说，如果不是觉得特别重要，我从来不愿意万里麻烦朋友，尤其是在台湾的朋友帮忙买书、寄书。这样的事情在我到此为止的一生中只出现过两次。阿伦特的这本书是第一次，另外一次则是前几年托人买了并且立即带给我的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那又是一个故事。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文本到手之后，当然我是如获至宝地立即翻阅。但是真的没想到翻看后，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本书让我感到很糟糕。这么精彩的题目，怎么写的如此差？！
曾国藩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我当然不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能力能够评价阿伦特。但是就我的知识及哲学感觉，我相信，一定会有西方学者和我有相同的看
法。自此，我在阅读、研究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二十年中，一直注意这个问题。结果发现，果然如此。从这本书一出版，阿伦特及这本书就在同时代的研究者那里受到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其后这个批评一路追随她。实际上，半路，即在极权主义问题提出了二十多年后的二次大战后才进入极权主义领域的阿伦特，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这本书，在专门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那里影响甚小，它的影响和名声是在媒体及社会，为此我在五年前公开在中文界提出了对她及这本书的批评。由于这个阅读经历，每次我和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谈到此，我都会同时对他们说：
第一，所有那些在中文界吹捧阿伦特的人，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地阅读过她的这本《极权主义的起源》。
第二，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读完了这本书中文译本，他没有发现无法读懂，完全弄明白阿伦特要说什么，那这个人一定不是弱智，就是骗子。
我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不仅阿伦特从海德格那里继承来的语言方式及习惯决定了她的行文不是那么容易翻译，而且阿伦特自己对于哲学思想的把握很多时候就是不确切的、有问题的。此外在极权主义研究领域，她不仅不是中文界所说的开创者、专家，而且绝对可说是一个生手、浅嚐者。在四五年后才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阿伦特，对于到那时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的极权主义问题，以及横向的其他学者的研究了解不多，这从她的这本书的文献中，以及行文涉及的问题中就能够看到。
而对于中文译本，问题还更严重在：那位中文译者对哲学及历史生疏，并且根本不了解极权主义研究问题的发生、发展及所存在的问题，更加之他先天的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框架造成的对于西方思想及历史的误解，进一步造成了译文的模糊，理解的困难。尽管如此，因为我对比西文看过一些译文，我必须要说，在我看来这个中文译本的译者是非常用心的。译本虽然没有能够让你非常清楚直接地把握，可它只是模糊，而南辕北辙的地方很少。为此这个译本作为翻译品甚至堪称不错。可这就告诉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思想，一位著者，绝对不能够读翻译书。翻译书只是供懂得西文的人参考用，供外行看热闹。
为此，对于阿伦特，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文世界，如果谁对你吹捧她，你几乎立即可以说，十之九九这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知识骗子！
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评述阿伦特，以后在我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或许会作为副产品，进一步专门介绍阿伦特——她的优点及缺陷。因为如果说，极权主义的发生、发展是后基督教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那么辨析当代各种思潮及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对于认识极权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极权主义的研究中，是墨索里尼自己提出的他是极权主义，最早进入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后介入的有左派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甚至当年东德及苏联都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究竟各类思想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思想基础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结论，对当代政治社会的影响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极权主义概念，认识论基础不同，其显示出来的性质及走向不同，这也是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的原因。
为此，在谈到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随便把阿伦特、奥威尔、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阿隆（Raymond Aron）、弗格林（Eric Voegelin），瓦尔德玛尔•古瑞安（Waldemar Gurian）、弗朗兹•波尔肯瑙（ Franz Borkenau）、齐格蒙德•瑙伊曼（Sigmund Neumann）、弗朗兹•瑙伊曼（Franz Neumann）……，甚至把德国的施密特（Carl Schmitt）并列在一起，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如果你在认识论的基础上辨析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认识你就会发现，她不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自由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学术工作者，她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在和近代启蒙及自由主义思想对抗的相反方向上。
二.认识论问题与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著述
关于阿伦特，我在正在写的一篇文章中的第二部分，有关政治学和历史学中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的介绍中特别提到如何认识阿伦特及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这篇文章还没有杀青，为此我把关于阿伦特的文字在此单独发表。正在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重谈认识论、启蒙问题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关系》，它是我为了记述我反叛出共产党社会五十周年总结性的文章的第一篇，围绕认识论问题我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二十世纪对于极权主义的各类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这是我准备在明年陆续从几个方面写几篇回顾总结性的文章之一。正在写的这篇文字大约三万字，文章提要如下：
“认识论问题，是源于希腊的二元论哲学，Philosophy的基础问题，它也是近代文艺复兴后兴起的启蒙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大约五十年前，一九六九年，作为一个生下来就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高中生，我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短短的几个月后，认识论问题就使得我开始走向反叛、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此后对于认识论问题的学习、探究贯穿了我前半生五十年在哲学领域，以及由此出发的对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为此，在二〇一九年我反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五十年之际，我希望用这篇文章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
本文以认识论问题为中心记述了我进入认识论问题的经历，以及它和当代对于极权主义问题，思想问题的探究的关系。
文章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记叙的是认识论问题引导我产生反叛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的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第二部分记叙的是认识论问题在当代对于极权主义专制研究的三个领域中的作用：
1.哲学研究；
2.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
3.思想文化根源的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概述了最近三十年的政治、社会现象及问题。
第四部分探究了为什么说认识论问题的探究依然是研究最近三十年，或者说这一百年问题的基础。为什么年轻的学生在读书以及研究时首先就要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
关于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二节，“政治学上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认识论根源”中，我在第三部分描述了阿伦特及其著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如下：
C.认识论问题与阿伦特的探究：
谈到政治学概念中的极权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及其作者阿伦特，就不得不多谈几句。因为在中文社会对她及这本著作有很多不实的误解，这些误解不仅会影响到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理解以及以后的研究，而且可能误导对于更普遍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的是阿伦特一书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中的地位及影响，其次则是它和笔者在本文所中心谈论的认识论问题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匪夷所思的是，在中文世界居然不仅认为阿伦特是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而且是“最权威”的“专家”。而这样的论断和介绍，不仅涉及到是否是外行话问题，甚至可说说明他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的无知。这首先是因为，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写作，即介入极权主义问题是在二次大战后，即四五年后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最初涉及的只是关于纳粹及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据她说她在四八、四九年重新修订的时候扩充了关于斯大林主义，即苏联问题的论述。在六六年的英文版中她说，全书最后成稿于四九年。一九五一年，由于外部因素，她匆匆在美国和英国分别出版了英文版。
这本书的德文版在四年后五五年出版，由她自己翻译并且修订扩充。实际上，其后阿伦特这本书主要影响在社会及媒体，在不了解极权主义问题的人那里，而在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专业领域中、在学术界，却是被引用最少的文献。而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后展开的极权主义研究它的影响也很小。而之所以如此，就涉及到我说的第二个问题，认识论问题。
阿伦特的思想及方法的认识论基础无疑廻然不同于波普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后复兴的希腊式的哲学探究。研究极权主义及阿伦特的专家认为，阿伦特的这本书是一本各种题材的杂文的拼凑，它没有统一的方法，更没有统一的思想研究基础。就这本书的成书出版过程，及在当时讨论时阿伦特自己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阿伦特自己是感到的，但是她采取了一种似是而非，环顾左右而言其它的回避的方法。据阿伦特自己说，这本不成熟的文字集之所以忽然匆匆地在五一年出版，是因为她感到一种外在的压力。这本书在五一年英文本出版的时候，在美国的书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而在英国出版的书名则是《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
不知阅读此书中文本的读者是否注意到，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回答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什么，据研究阿伦特的学者说，这点阿伦特自己是意识到了的，她无法决定到底是什么题目，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要在五一年就出版，所以英文版在美国和英国用了不同的书名。
对此，阿伦特自己在五一年三月四号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承认：在结尾一章，她所做的回答远远少于她所想要的。为此，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出版由她自己翻译修订的德文本的时候，她删去了四年前的英文本的前言和结论，再次扩充了关于苏联问题的文字，同时把书名改为，《极权统治的要素及起源》，（德文：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即英文：Elements and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Rule）。三年后，一九五八年她把在英国再版的英文版也按照德文版做了修订，书名则改用了美国版的书名。
在五五年的德文版中，删掉前言和结论后她特别为德文版重写了前言。在这个前言中她说，“极权主义起源于欧洲民族国家的衰落和解体，以及现代群体社会（Massengesellschaft）的无政府主义的兴起。”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不仅她的这个对于“起源”的解释言不及义，经不住推敲，而且她在德文版中使用的totaler Herrschaft——集权统治，这个说法和Totalitarism是有区别的。集权统治意味的是全部掌控权力，但是却还不是极权主义所独特具有的一元化的彻底控制。她所使用的集权统治倒是近乎保守的曾经是纳粹党员的德国政治学学者施密特在二十年代后期提出的Totalstaat，而和二三年开始出现的Totalitarianism不是一回事。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描述的是一种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在一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新的现代专制形式。它类似于政教合一，但是却没有更高的能够约束人的神的存在的专制。而totaler Herrschaft（Totalitarian Rule）及totalstaat，集权统治、集权国家描述的更多的是政府权力的集中，它并没有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或者说涉及彻底的对社会的政治乃至精神的文化统治及改造。
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中期对于此书所做的修改，应该和她在冷战初期匆匆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一样是有原因的。因为此间，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五四年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著名的《解冻》，紧接着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实上，对于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极权专制，阿伦特始终不愿意把它和希特勒纳粹的极权专制等同并论，她更愿意称苏联为“斯大林主义专制”。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她则甚至公开认为苏联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
关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解释之所以如此模糊、游离不定让我们看到，正是她的认识论基础、方法导致了她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把握角度及程度。而这点进一步告诉我们，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不是近代启蒙思想，自由主义传统的产物。
其次，由于她缺乏自洽的方法论，有时候是思辨，有时候是一种心理推测，有时候是现象堆积，有时候是观念罗列，著名的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甚至在给她的信中说，她在这本书中使用了“情绪性方法”，做了过多的判断。因此这本集成的文字，从根本上可以说“不是研究”。而对于她的“看法”，如果不说这些看法是否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可以说她既没有说清楚她所主张的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极权主义的起源。而这个事实就注定了不仅让她的这本著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对于学界的“研究”影响甚微，而且在未来的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也肯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阿伦特的这本书由于它的卷帙，由于它出版的时间，至多它可以作为一种平行于那一时期出现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研究的历史现象，出现在思想史中。
2018.12.4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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