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16 Augu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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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究竟是什么?
“启蒙”究竟是什么?
—仲维光—
一.问题
一七八四年六十岁的康德写“启蒙是什么?”的时候,门德尔松说,启蒙在德国是一个新流行起来的词语,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时过二百多年,促使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却是,启蒙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到处被使用,并且几乎已经被用滥,但却一直处于一个望文生义,张冠李戴的情况。很少有人在使用“启蒙”一词的时候愿意首先认真地了解认识一下,“启蒙”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
由于不知道,及对启蒙一词含义的误会,甚至已经影响到那些翻译人员的理解及翻译文字。康德的一篇非常清楚明确地阐述“启蒙是什么”的短文,竟然在中文译者们的笔下几乎成了一篇雾里看花的梦话。这使笔者深切感到,中国的一些知识人由于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那个时期的西方社会。所以对于启蒙的理解总是带有一相情愿的、想象的,甚至带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时代特征;对启蒙的误解已经影响到对于当代西方思想、西方文化,以及当代中国问题的理解与解释。所以,尽管启蒙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口语,康德已经有文章清楚地阐明了启蒙是什么,但是对于中文世界来说还是有必要重新阐述解释一下启蒙究竟是什么。
二.启蒙是什么
“启蒙”一词来源于法语Lumières。十八世纪初期,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制度及经验主义思想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为此,伏尔泰把英国的洛克思想引入法国,一七二八年,他出版了《英国通信》公开宣传和运用洛克思想。
伏尔泰把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带到欧洲大陆,促进欧洲大陆的觉醒和新思想的传播的这一行动,自此被人们称为称为启蒙和启蒙运动。相对于法语,“Lumières”一词,英语中则用enlightenment称呼这一时期的这一法国思想运动。
从英国而来,被伏尔泰们推动的这一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思想特点就是,他们表现的是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洛克哲学的精神。梯利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几乎所有遵循洛克原则的哲学家都可以称为启蒙者”。所以“启蒙”的第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最根本性的特点就是经验主义的特点,也就是来自“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
“启蒙”思想的第二个根本性的特点,也就是启蒙思想,启蒙运动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也就是所谓世俗的“专制”,而是因为西方所特有的那种宗教专制,尤其是中世纪的教会所代表的宗教专制的桎梏和迫害。伏尔泰们直接的从事的总是对于教会统治的无情的抨击。他们认为天启宗教是无知和欺骗的产物,是精明的僧侣利用人类的愚昧和偏见来进行统治的创造物。
这里笔者必须指出的是,激发产生启蒙运动的宗教,不是广义的宗教,而是源于亚伯拉罕的三种宗教思想的中世纪的那种教会制度,及思想精神的世俗现象。启蒙的产生是因为这种宗教思想的禁锢和奴役,尤其是通过教会的宗教及思想桎梏。启蒙的产生冲动在于从这种宗教思想和被其禁锢的精神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那种建立在上帝与人,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的西方宗教及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一元论的真理观中解放出来。启蒙直接面对的是一种“教条”的宗教文化。
所以,启蒙的产生只在于在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制度,环境下,而不会在别的,没有这种冲动的环境下产生。
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宗教不是广义的宗教所说的是,这个“宗教”绝对不包括东方的“宗教”。也就是说,启蒙所原初的对于宗教内容的反弹与冲动,能够造成启蒙冲动的绝对不是东方的宗教,如佛教、道教,更不要说被牵强成为教的儒家思想。因为所有东方的宗教对于天地人的理解都不是二元的,都没有一元的真理观,都没有那种西方宗教所特有的“教条”。
三.启蒙的日耳曼式理解
在德语中本来相应于“Lumières”和“enlightenment”,描述本来意义的“启蒙”运动的是“Erleuchtung”(照亮、突然领悟)。但是,德国长期以来使用的却是“Aufklaerung”。
对于Aufklaerung一词,单从德汉字典可能很难体会到它那微妙的含义。“Aufklaerung”和照亮,突然领悟不同,它的“弄清楚”有一个别有意味的含义:那就是清理。
中国人见面的招呼是“吃了吗”,可尊重从上面规定下来的秩序乃至权力的德国人见面的招呼是“一切合秩序吗(Alles in Ordernung?)”,“都清楚吗(Alles Klar?)”。这个民族精神导致德国人对于“启蒙”一词的选择性使用和认知。“启蒙”一词,通过翻译在德国和法国就成为了两个意思。
“Aufklaerung”式的弄清楚,在德国人来说是理顺,使一切合乎秩序,Alles in Ordernung。而非法国那种带有在黑暗中照亮,突然领悟的含义了。
那么,在德国清理、理顺的是什么呢?
当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被法国以及欧洲大陆其它国家的思想家引入欧洲大陆,形成启蒙运动的时候,德国还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占据统治地位。统治德国哲学思想的所谓德文的“理性”(Vernunft)不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传统的理性(Ration、Reason),而是日耳曼所独特的一种所谓高于理解的理智。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反抗宗教的中世纪的黑暗,冲破宗教的桎梏的时候,日耳曼思想家居然用这个唯理智主义的理智和经验主义结合,清理了所谓不合秩序的思想,提供了一套自然或者说理论神学,用来证明和“弄清”宗教的基本学说,如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死。这就如同后来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用理性的辩证法变戏法般地来建立统治一切的自然哲学一样。
“一切合秩序吗?”,“都清楚吗?”,德国人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个人的秩序,只有上帝的秩序,国家权力的秩序。按照弗格林的说法,如果不理解基督教及其教会社会结构就无法理解现代国家;根本没有世俗意义,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那种国家,现代国家有着深刻的基督教根源。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对国家的推崇实际上也是一种宗教的世俗化而已。
所以德国人的“启蒙”并非法国人的那种引入英国的经验主义,增强个人意识的“启蒙”,不是呼吁自由主义精神的启蒙。而是要用德语的“理性”理顺宗教思想、宗教解释、宗教教条的“启蒙”。这种启蒙自然会招致一些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思想家的反感。所以才会有在一七八四年在柏林杂志上邀请门德尔松、康德等几位学者来谈究竟“启蒙”是什么。康德等学者也利用这个机会为从英国引入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启蒙正名,公开鼓吹对自由的推崇和追求。
这一组文章,包括康德等人之所以特别选择“Aufklaerung”辨析,也是相应于法语和英语术语,对于德语非常有针对性的刻意校正。
四.康德对启蒙的理解
康德自己明确地承认,大约在他写“启蒙是什么”之前二十年,他就被休谟“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为此,写于一七八四年的“启蒙是什么?”,全篇贯穿的实际上是经验主义的思想和对抗教会及其教条的,对自由的推崇和追求。
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全面对抗宗教教条的宣言书,所使用的那些带有负面色彩的定语,都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甚至根本就是宗教中所独特使用的词语。
开章名义,康德就说,“启蒙运动就是使人类从自感罪责的未成年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未成年的状态下,人不接受他人的指导就不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解。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感罪责’未成年的状态,原因并不是由于缺乏理解能力,而是由于没有他人的带领就缺乏决断与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力。Sapereau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解能力!这才是清理性启蒙(Aufklaerung)的座右铭。”
在文章将要结束的时候,康德干脆直接地强调,“我把启蒙的重点,也就是人类走出自我罪责的未成年状态,首先就放在宗教事务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对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监护他们的臣民没有感到兴趣,而且更因为这种未成年状态是一切之中最有害,也是最无颜面的事情。”
所以康德对于启蒙的理解和法国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一样,首先面对的是统治欧洲的基督教传统文化为社会,为人们的精神所带来的束缚和禁锢。基于这种反弹,按照康德的理解,自由是启蒙的灵魂。而为了反抗这种宗教桎梏,可以说在康德一生的思想探索中占统治地位的主题就是,为精神的自由而斗争。
其二,康德当时用于对抗这种宗教传统的思想方法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们一样,同样是来自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认识论问题。
大约从一七六零年开始,康德受到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影响开始反省自己的方法,重新审查认识论。
推崇康德的当代思想家波普认为,康德认为“我能够认识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人所能够提出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伯特兰·罗素尽管在哲学气质上更接近休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站在康德一边。……罗素把科学、伦理学甚至政治的推论都归之于认识论是正确的。”(猜测与反驳,5页)
就是在写作“启蒙是什么”期间,康德完成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任何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导轮》、《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述,为此,在这种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康德在同时期的别的文章中明确地说,
“……无论如何,应当使上帝为你所知,即使……他显露于你,也得由你……去判断:你是否相信他和崇敬他。”对抗中世纪以来的宗教传统及其带来精神和社会影响,是康德所理解的启蒙的灵魂。
对于传统基督教给社会和思想带来的禁锢的反弹,对于英国经验主义的推崇,毫无疑问导致康德对于德国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的摈弃与厌恶。所以康德的启蒙是英国内容的、法国式的启蒙,绝非德国传统式的。
康德在“启蒙是什么”中做的不是理顺,理清,而是对抗。他对抗的正是那种后来被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们继承的缺乏对自由的渴望的理顺式的“启蒙”。尽管中国学界至今还不加分析地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作为康德的继承人,启蒙思想的代表,但是在谈到启蒙问题的时候,指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究其思想根源,认识论基础,以及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态度,他们都不是作为本来意义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一七九四年,康德曾经直接的,清楚地抨击过在康德死后自认为,甚至被一些他们的后人称为继承了康德的费希特。当费希特宣布自己是康德的继承人时,康德在《关于费希特的一个公开声明》中说,“愿上帝保佑我们不受我们的朋友之害……有些奸诈的背信弃义的朋友,一方面表示友好,一方面却又阴谋搞垮我们。”
五.再谈启蒙思想
启蒙究竟是什么?从法国十七世纪初期启蒙运动发生的原因、内容,从德国康德等思想家对于启蒙的讨论,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启蒙的对象是心智,而不是政治。启蒙是通过心智问题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和影响社会和文化,而不是通过政治问题影响社会文化问题。这也就是说,启蒙力图影响的是人的根本生存的问题。
为此我们看到,启蒙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自由,精神自由问题。因为思想自由问题是涉及心智问题的根本问题。没有自由根本就谈不上心智问题。而精神和思想自由问题就决定了启蒙的“历史性的”,“带有时代特点”的思想运动的特点。
由此关于启蒙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启蒙产生的原因,也就是它的具体的历史和时代的特点是中世纪的宗教专制黑暗,而非一般所说的世俗专制黑暗。这也就是源自亚伯拉罕的宗教传统及教会制度给欧洲带来的全面的专制和桎梏。
启蒙是对亚伯拉罕以来的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统治的直接挑战。因为长期以来有人以教会名义垄断权力,搜括财富、迫害异己,这种压迫与腐败引起启蒙思想家深刻的不满和反弹,开始对中世纪时的以神学、伦理学和演绎逻辑来解释历史的方法产生质疑,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事物产生疑问,甚至开始进行考古研究与文化发掘。
启蒙思想家的这一努力就带来了启蒙的第四个重要特点,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洛克以来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从伏尔泰等法国思想家带给法国的早期启蒙著作,从康德,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洛克,他的关于宗教和世俗政府的思考对启蒙时代思想家的影响。启蒙主义思想家以经验主义的理性思考为出发点,摒弃宗教的观点。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明确地说,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照耀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
六.启蒙与中国问题
启蒙思想、启蒙时代历史的内容和脉络是简单的、清楚的,然而,由于当代中文世界对于启蒙究竟指的是什么有很多所特有的误会和曲解,因此值得我们根据中文世界的情况做更进一步的具体的辨析,尽管有些论述看来有些重复。
首先,在这个多元问题,多元文化各自有其独特的规范已经成为常识了的时代,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启蒙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现象。这也就是笔者在此前强调的,启蒙是源自亚伯拉罕所产生的宗教文化传统统治社会所造成的一个特殊的反弹与解放现象。对这一点的具体认识,我们还会在第四点中对比中国的情况作进一步的展开。
其次,笔者要再次进一步再次强调,“启蒙”所特的具体内容,经验主义的方法,自由主义的精神决定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们不是“启蒙”的继承者。因为他们一不是英国经验思想,自由主义的继承人,二不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继承人,三不是康德的继承人。这些人的思想倾向充其量只是德国传统的,崇拜秩序、崇拜权力的思想文化的继承人。如果用中性的语言,说他们是保守的基督教文化的继承人,我想是中肯的,他们也不会反对。但是,由此却也可以进一步说,他们不是现代人权、自由,及这一切所带来的开拓民主制度的继承人。
对此,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的当代思想家波普看来,启蒙主义上述的特点还决定,德国的浪漫主义天生就是启蒙的敌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究其思想的根源是和启蒙思想相对抗的。
第三,启蒙与政治的关系:启蒙的对象之所以是心智,是因为欧洲社会是一个源于亚伯拉罕的宗教文化社会,也可以说教会文化社会,因此这个社会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统治,而是一个充满宗教实质内容和形式的社会。它让我们看到,只有那种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宗教的世俗专制,才会把专制一直贯彻到心智。为此,康德才会强调,首要的是摆脱未成年——必须监护引导才能运用自己的理解力;最恶劣、最丢脸的也是这种情况;而没有把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放在首位。
启蒙反对的不是世俗专制,也就是说,启蒙反对的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封建专制”。相反,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甚至和王室站在一起,直接质疑基督教会的“君权神授说”。对此,人们可以在康德的文章中直接读到对于开明君主的赞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进一步倡导在上帝面前的自由、平等。
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肯定说的是,发生于十七世纪初期后的启蒙运动,以及由此产生启蒙思想和“民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一些启蒙代表人物,如伏尔泰,甚至还是反民主的。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尽管他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他却不拥护民主,对下层社会的自治能力缺乏信心。他说,‘必然会有无知的暴徒,一旦他们开始争议,则一切归于失败。’这个理性的时代,不是要把‘仆从、补鞋匠和女佣’包括在他所祝福的范围以内。”
为此,把启蒙说成是“反专制”、“反封建”、“科学和民主”,充其量是一种瞎子摸象式的认识。
第四,启蒙与文化及中国传统社会问题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的追求、解答的不同生成了多元文化。每种文化传统,每个社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迫切问题,所以历史发展也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既然在我们在前述已经说过,启蒙是在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下产生的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那么显然产生启蒙运动的冲动不是普遍性的,启蒙运动也不是普遍性的。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的动向典型地反证了这个问题。
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不是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宗教黑暗统治、腐败,康德所面临的那种离开上帝就无法自立,没有自由的心智不成熟,而是东西方的冲突: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西方用船坚炮利让中国整个社会感到震撼和危机。因此,当时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富国强兵问题,文化冲突问题,中西学体用问题,如何现代化问题。
有一种说法,说五四后中国之所以没有进行启蒙是因为“救亡压倒启蒙”。这是个未经思索的提法。因为一百年前的中国并没有产生西方社会那种教会的禁锢和思想的桎梏,中国虽然有世俗的“权力”专制,甚至曾经有过文字狱,但那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禁忌,而非普遍的从认识论开始到思想精神上彻底的禁锢,即那种在思想上形成教条,在行动上建立教规,在社会中确立等级,并且所有一切都僵硬到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团、家庭都有自己的自由,有那种西方所常说的可以躲避的“壁龛”(Nixche)空间,甚至流动的可能和空间。
既然 “启蒙”是从宗教的桎梏下,二元论的思想愚昧下解放出来、“弄清楚”,中国文化传统没有这种全面的身心桎梏,何来启蒙的冲动?
历史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社会不只是在三十年代,甚至五四之前,面临的问题和冲动就是“家国”的安危问题,而根本没有启蒙的冲动。
对此,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十六世纪末期后前往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用书信向西方介绍了“世俗”而富裕的中国,即当时正处于明朝晚期的中国社会。非宗教性的中国式的伦理学,孔孟之道立刻就引起了伏尔泰等启蒙学者的极大兴趣。
为此,对比东西方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看到,“启蒙”无论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情况,思想文化原因,都有着非常特定的内容和形式。而这个内容和形式就是源于由亚伯拉罕产生的宗教传统。它的特点是二元思想基础,一元真理观,教会式的社会结构,无处不在的宗教社会文化。由此产生的启蒙所表现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的反弹和发展都具有非常特定的特点。它和东方文化是遥远的。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第五启蒙与当代中国大陆社会问题。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发生了共产党所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对于中国大陆的改变是彻底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片面的全盘西化。共产党,无论精神思想还是组织结构都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及教会组织的世俗翻版。审查这一时期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到五十年代末期,二元论的思想基础有了,一元论的真理观、意识形态有了,经院哲学建立了,教会式的国家结构健全了,宗教审判所设立了,所有中世纪欧洲社会具有的一切都已经在中国社会建立,并且实施。所谓一九四九年的新社会实际上是回到了五六百年前的欧洲社会。所不同的是上帝不是神,而是人,在人间代上帝行使职能的不是教会、牧师,而是党和各级干部。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文化精神,家庭社会结构都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如果做一个案例对比的经验研究,人们就会发现,共产党把中国不折不扣变成了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对应。
共产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是一种彻底的世俗宗教化,欧洲社会那种无处不在的宗教文化的翻版。只有到这个时期,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到五十年代末期,五千年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所有康德所说的那些必须砸碎,必须启蒙的条件。这就是六六年中国大陆能够发生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动起亿万红卫兵狂热的根本原因。那是一次世俗的十字军东征,世俗的异教徒屠杀,可以肆无忌惮地迫害阶级敌人。
因为思想、信仰可以肆意残杀另一个族群,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它是和推崇仁、义、道、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国传统截然对立的。
可以说,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对于其后的几代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社会第一次面临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所面临的问题,启蒙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已经绝对不只是政治问题,专制问题,而是康德所说的“最严重的”心智问题,最恶劣的精神未成年状态。。
七.结语
自然科学的研究常常使人看到,对于很多现象的解释都涉及很深刻的基础问题。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也是如此。对启蒙问题的认识和解析能够使我们对很多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得到简单的解释。例如关于启蒙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对于全盘西化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伏尔泰等早期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的孔孟等思想家,如果你了解了“启蒙是什么”,你就会很容易地理解他们为什么推崇孔孟。
为此,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曾经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提法之不着边际不只是因为提出者缺乏启蒙的冲动,对启蒙的理解,而且因为那些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本身就是曾经参与建立经院哲学的思想桎梏,迫害别人的人。他们没有,或者说也没有能力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愚昧民众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思想,一元主义的真理观提出质疑,否定自己。中国社会正是由于有了这批经院哲学家们的助纣为虐才真正有了启蒙的迫切需要。
为此我们也能够看到,把启蒙归结为“科学和民主”,不仅具有同样的问题,而且从根本是一种典型的瞎子摸象。因为它继续想把启蒙作为了一种具体的药方,一种教条,而不是反抗专制对于心智桎梏的追求自由的冲动与经验理性的追求。
至于给中共领导人启蒙则更是对启蒙的一种荒谬的南辕北辙式的嘲弄。
然而,有了中世纪教会式的全面黑暗的统治和控制,就必然会有类似的反弹,笔者自身走向反抗专制的道路和上述两种倾向形成了一种对比,一种对启蒙时代的思想发展的验证。
今天在重新解答启蒙是什么的时候,这个经历让我更加清楚看到,为什么七十年代初期,笔者作为一个中学毕业生会在自学中能走向经验主义,走向洛克和英国哲学。正是因为那个时期,那个思想环境有了中世纪后启蒙所具有的一切条件,所以,笔者在七五年前后和启蒙主义的前辈一样明确地确立启蒙问题首先是认识论问题,心智问题,确立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培植建立的知识界问题。
能够在黑暗中再次找到法国启蒙思想,找到康德的道路,笔者这个思想历程也再次说明当代中国传统已经被彻底毁灭,西方的极权主义全面统治了中国。
历史是相似的,人类追求自由,追求美好的冲动是同样的,同样的中世纪的黑暗,产生同样的启蒙冲动,而同样的冲动——启蒙以来的历史则告诉我们,自由是不可阻挡的。人运用自己的智力的要求是不会被彻底毁灭的。
启蒙究竟是什么?启蒙就是要解放人们的心智,用自己的理性自由地思索和追求!要做到这一切,先来审查你自己是否有自己独立的灵魂,是否在未成年状态,你是否还有辨别事物的能力。
2011-11-24德国埃森初稿
还学文: 种族主义 (三)
种族主义,启蒙学者如是说—“科学”种族主义(三)
种族主义也是近代欧洲人的建树。如果说人种划分是对既存的人类外部特征多样性的一种发现,那么假借人种划分的种族主义则是一种发明—无中生有,典型的一种意识形态建构。
种族主义在那个时代说些什么呢?不妨直接听一听启蒙大师:
摘要“启蒙是什么?”一文作者、著名德国哲学家康德:“白种人最优秀,黄种印度人才能不高,黑人更差,最底层的是美洲土著”, 1802年哥尼斯堡自然地理课上,他这方面的言论更多、更详尽。
摘要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的伏尔泰:“黑人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种,可以说,他们的智力并非简单地跟我们不同,而是远远低于我们”(见“不同民族的精神与习俗”/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1755)。
如此直白出于启蒙思想家之口,今天听来不可思议。而类似的表达在欧洲启蒙时代不止于这两人,那是这个启蒙文化内在的矛盾。宣称人人自由,而自由不及黑奴;主张人人平等,而平等不及等而下之的种族,或自由平等博爱不及所有人,或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不出欧洲白种人。这样就不难理解,启蒙时代之后欧洲或欧美白人社会长足而持续的社会进步,与一二百年来他们对“落后”民族心安理得的奴役和殖民能够长期并存。对启蒙大师康德、伏尔泰这种言论震惊,是少见多怪了。
这样一种种族歧视深植于欧洲文化,不但几百年前康德伏尔泰、直到上世纪初智者如爱因斯坦也未能免。上述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对日本人往往赞许有加,不时还是会突兀地冒出人种改良的话—不自觉的却非无害的闪念。
还学文: 种族主义 (二)
启蒙时代的人种概念—“科学”种族主义(二)
人种概念出现于启蒙时代,是欧洲人的建树,窄义上作为对不同人种分布的发现以及直观的描述。其时正值欧洲向外扩张,欧洲人因此面临外于他们的世界、人种和文化。欧洲人如何面对这种发现呢?
1666年,荷兰莱顿大学教授乔治乌斯•霍尼乌斯(Georgius Hornius)援引圣经传说的人类始祖挪亚提出,他的三个儿子雅弗、闪与含各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人的祖先。不到20年后1684年,法国医生和探险家弗朗索瓦•伯尼尔(François Bernier)依人的肤色身材和脸型等外部特征,将人类划分为发展程度不一、价值各异的不同人种。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以地理分布划分欧美亚非四个不同人种并配合以不同的精神与体征—例如欧洲白人精神乐观身体健壮,非洲黑人精神迟钝身体松懈,这种划分又被溯源到古希腊哲学—宇宙生成于水火空气和泥土四种元素。与人种划分并生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欧洲文化或者说欧洲文化中心色彩。
西方的人种划分不限于其外部生理特征,同时赋予它们不同的社会文化定位。被誉为种族观念之父的法国作家和外交家孔德(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论人种之差异”(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一文中称“文明皆出白种人”,断言“没有此一人种则不可能有文明”;鼓吹所谓“欧洲雅利安人种”为人类发展的巅峰,警告混血将使白种人优越性流失而导致文明没落,主张一种文化必须为保持其血统纯洁性而战。其后纳粹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元素,皆备于此了。
还学文:种族主义(一)
"科学”种族主义(一)
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大陆出身的人多耳熟能详,也知道那不外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科学”者,堂皇的装点而已。
“科学”种族主义则听来刺耳了,人们不禁疑问,是科学会如此丑恶还是种族主义竟然严肃科学?西方种族主义确以似科学的面目出生,作为一种伪科学意识形态至今仍盘桓于世。近来一段时间,西语媒体有关这个题目的报导一下子多起来。
“科学种族主义”话题此刻正当其时,还因为刚好碰上爱因斯坦1920年代旅行日记(《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出版,披露出他访日前后一些显然甚至极端的种族主义。即使不仅是那个时代人类最卓越的头脑,也未能摆脱那个社会顽固又鄙俗的白人中心白人至上的种族偏见。
佛教主张悲智双修,讲开智慧去无明而能慈悲。爱因斯坦智慧—不仅物理学上而且面对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为什么他仍陷入种族主义的窠臼?此前我一直坚信,理性可以让人摆脱愚昧克制傲慢。今天,这个坚定的信仰在伟人爱因斯坦那里刚性折损。十分沮丧!
川普坐邱吉爾的椅子拍照 全英國都坐不住了
仲维光:川普坐邱吉爾的椅子拍照 全英國都坐不住了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發到推特上的照片,川普正裝模作樣地坐在英國知名二戰時期首相邱吉爾的椅子上。(圖/莎拉.桑德斯推特)對此,報刊網民的評論是:
「他完全不尊重議會民主的傳統,我是一位加拿大人,覺得川普很噁心。他根本不懂議會民主與其他各種民主的意義。」
「他完全不懂我們(英國)的民主,因為他根本不讀書。」
「他也不懂美國的民主。──難堪的美國人留。」
「蠢蛋一個。」
「真慘!他唯一可以跟政治家沾上邊的就是坐在邱吉爾的椅子上裝模作樣。川普這次訪問成果只有讓英國的盟國難堪,讓英國難堪,還有拍了這張照片。」
「邱吉爾是真正的天才,有難以想像的勇氣,非常有幽默感。川普是個膽小的白痴,完全不懂幽默。我剛看完威廉.曼徹斯特的邱吉爾三部曲,現在看著川普坐邱吉爾的椅子,覺得特別噁心。」
兩人的人格特質也南轅北轍
東德牧師之女出身的梅克爾主張對難民採取開放門戶政策,強調「每個難民都有權利重建自己的生活」;紐約房地產大亨出身的川普,堅持被收留的難民「享有的是特權不是權利」。梅克爾深信全球貿易合作的互利互惠;川普主張「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
不僅政治主張迥異,兩人的人格特質也南轅北轍。川普誇張、浮燥、跋扈;梅克爾內斂、務實、圓融。川普死不認錯,鐵齒善辯( 如果不是狡辯),反對者皆為敵人;梅克爾沈穩,面對反對聲浪輿論和民意,懂得轉彎。
写在贝多芬逝世190周年日的话
写在贝多芬逝世190周年日的话
1.
西德意志电台三台每周日中午一点开始的丹尼埃尔•篌泊(Daniel Hope)的古典音乐介绍节目,“篌泊心中的音乐”,电台的节目介绍说,他介绍了国际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音乐家、演奏家的个性特点。虽然无论语言上还是从内容上我不能够完全听懂,但是它已经成为了我周日生活的一道美食。两小时的节目总要听几个说法、听几十分钟,虽然只是听个大概:听个主题、听几个旋律,听几重音乐家的特色,但是却一定要听。不听就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细想最重要的还有,篌泊的声音及他的语言的节奏、韵律根本就也是一首乐曲。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觉得空中弥漫着旋律和乐思。
我这样称赞篌泊绝不为过。这位已经升起在国际乐坛上空的小提琴家,由于母亲是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秘书,因此从五岁时就生活在梅纽因身边。当然生活在谁的旁边,甚至是谁的儿子都不能够说明你能够有感觉、有修养。可篌泊是天生的音乐家,天生有音乐家的感觉,所以他生活在梅纽因身边,可说是天作之合。
今天,三月二十六日,又是周日,打开音响听到的是,今天是贝多芬逝世日(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一百九十年前的今天贝多芬去世。打开音响的时候,正听到篌泊浓郁的语音走出:贝多芬虽然去世,可他每天依然在每个人的身旁,每天都在和你对话。
这真的是不假。贝多芬的音乐,一百九十年以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缕空气中……真可谓无处不在。一个人,可以凭他的精神、艺术、音符充斥在人的社会的每一处。这是一个奇迹。这说明“精神”、“思想”,才是人类最独特的地方。而这就再次印证了我们中国先贤的教导:文章千古事。曾经有多少亿生命走过人世,可留下来的只有这可数的一些人。
如同对于这一百九十年来每个具有强烈最有精神和个性的人一样,贝多芬对我的影响当然首先是个性,对命运的反抗。这尤其是在我正在成长的那个年代,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我的反叛、我的追求,我的个性让我开始向整个社会,向我的家庭,向我自己挑战。而贝多芬对我的影响,几乎逐字逐句地通过傅雷翻译贝多芬传的序展现出来。我不止一次地抄写过傅雷的序,几乎能够逐字逐句地能够背诵下来,那些语句的节奏和韵律在那个年代渗透到我的血液中,一直到今天。这大约就是滥漫时代及其思想、意念,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声音。它如海啸、也如波涛。它化在贝多芬的音符中,也化在傅雷的语言中。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
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医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甚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见傅雷《贝多芬传》序言)
现在时光过去了五十年,在贝多芬离世一百九十周年的日子,我满怀感激,也可以无愧地说,我当年背诵的傅雷的词句,伴我一生的贝多芬的旋律,在这一切笼罩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大师们、前辈们理想主义的追求的道路走了下来。
在第一百九十个三月二十六号,我已经可以说,我履行了我当年的誓言,对贝多芬的爱,对傅雷的尊敬,我没有欺骗这些前辈,虚伪地度过一生。从我觉悟的一九六九年夏季开始,我无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再认同,再向共产党及那个知识界低过一次头,写下一行正面评价那个党的字。我已经在前辈的引导下为后代写下了一个人,一个不向黑暗屈服的人,在共产党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孤独的奋斗史。
(为赶在26号发出,暂时草草于此,后会继续补充及修改。附件为四十年前的手抄傅雷序)
致命的列宁
十月革命一声炮,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俄罗斯人民不想泡了,却留下全球几个孤独的炮友还在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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