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5 June 2019

《極權和當代精英》一書自序(2007)

2007年7月30日 星期一

《極權和當代精英》一書自序(2007)

自序
这部文集所讨论的问题,其实早就应该在中国提出来了。或者说至少应该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就应该提出来。然而,由于历史、社会,以及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的自身状况关系,迟迟推迟到今天,这对中国知识界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文集中提出的问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早在七零年前后,我步入哲学的自学之路后,就开始思索这些问题,而七五年,我第一次去见许良英先生的时候,即和上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三十年来,我不断地重新检视这些想法,不断地重新确立这些想法,不断地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尽管生活坎坷,社会条件严酷,但是命运还是没能彻底把这些简单的想法湮灭。
最近十几年来,我慢慢地、不断地把这些想法陈述出来。在此,我首先要对从七五年开始就
一直是我争论对象,后来成为我的硕士导师的许良英先生表示感谢。他明知道在思想上我们有根本的分歧,知道我疾病缠身,几无康复希望,但是仍然特别招取我为他的研究生。这为我坎坷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更要特别感谢的是,伴我走过这三十年的,我的妻子还学文,她不但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而且在思想上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当然还有那些一直,或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关心我的男友和女友们。没有他们,我真的可能在哪一刻,哪一段时期就崩溃,而使这些思索淹没在人群中。在这些朋友中,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张广、高王凌和葛维建。
我认为,无论我所做的工作是否能够令人满意,读者们都能够看到,这部文集中涉及的是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探索和讨论。这也就是说,无论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文集中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真”问题,讨论都是一些实打实的研究论述。因此,读者如果没有对于基本规范和问题的了解,进入讨论的现场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
这部文集收集的是2003年以后的文章。促发这一系列讨论的缘因与我在七五年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非常类似。
2003年初,共产党内持不同意见的著名人士李慎之先生去世。本来我对李慎之先生很有好感,因为他尽管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是性格温和,始终还保有很多纯正的人性,尤其是在晚年,在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他在党内发出了不同的反对的声音,这给中国社会的松动带来了动力。但是,我却没有料到,李慎之先生去世后,连篇累牍的回忆和悼念文章,尤其是年轻一代,竟然完全没有超出五十年来人民日报的语言,思维模式仍然是共产党教科书式的。在这样一种吹捧中,李慎之先生真正的历史性贡献不见了。而他曾经错误追随的,终生没有能够跳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枷锁的这一弱点反而被悼念者突出到只能让人看到他的这个弱点的地步。
当时我正在阅读研究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在欧洲知识界引起的争论。这使我在某天上午读书前,顺手从我以前和许良英先生的通信中摘了几段有关如何评价上一代人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及知识框架的文字,以“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为题投给了某一网站。我没想到十几分钟后就被该网站正式发表出来,更没有想到这样几句“老生常谈”竟然在中文界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一场有关如何评价李慎之等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讨论就成了一个焦点问题。
由于我无法认同整个讨论的水平和程度,因此对于那些激烈地批评我的人,我没有采取直接回答的方式,而是利用这个机会 论述了我认为必须讨论的一些问题。一个多月后我写出了第二篇“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思想问题”。此后三年,我陆续不断地把我认为中国知识界早在三十年前就应该讨论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进行了一些ABC的基本讨论。
我之所以没有采取直接回答的方式,其实在文章中已经明确作了说明。因为我深知这其中有一个规范转变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悟到这个问题,就会像三四十年前的我一样,对共产党社会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视而不见。
对于任何仍然没有跳出《人民日报》的框架,仍然是大字报式的讨论的人,我不可能直接讨论他们的文章,而必须重新回到基本问题、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方法的阐释,甚至复述上来。相反,对于语言、方法都有所变化的任何一个讨论者,我则都会遵循孔子的教导,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个讨论的另外一个我所没有料到的结果,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和许良英先生起自七五年的争论。我真的没有想到,在他成为我的导师后,在将近三十年后,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绕过这一问题。
在这个讨论开始六个月后(200310月),许良英先生通过“友人”突然在网上公开了这些分歧。这个突发事件一方面由于师生原因使我感到困窘,然而,另外一方面却也凸现了分歧所涉及的深刻的思想与知识根源。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上,我都和许良英先生不一致。这个分歧说到底,也就是我与许良英先生、顾准以及李慎之先生的分歧,同样也可以说成是我和中国现今主流知识界的分歧。因为尽管某些人把顾准、李慎之等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在我看来,究其根本的思想基础—在认识论、知识论、社会学、政治学,以及道德规范问题上,他们根本没有超越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范畴。
为此,最后我要明确点明的是,概述这个分歧以及我为此所进行的研究和努力,也就是这本书,展示了我半生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的: 
我半生的努力就是要颠覆最近半个多世纪统治中国的知识界,从根本上改变它,使它重续中国传统,重新和世界知识传统接轨。

我的努力是集我自己的教训,对生命的体会而做出的。我们是被专制毁坏了的一代人,我希望下一代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追求环境和气氛,有一个真正的知识训练和正常的道德规范。如果通过这本书,我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带来一点教益和启发,那我半生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我也就感到满意了。


2007-3-30德国埃森

《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一书前言(1994旧作)

1994年7月25日 星期一

《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一书前言(1994旧作)

这本文集是两位作者(仲维光和还学文)在九○年至九三年在德国鲁尔大学工作的产物。这项工作属于由鲁尔大学汉学教授马汉茂(Prof. Helmut Martin)主持、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和经济问题研究计划。因此两位作者在此要首先感谢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工作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这本文集中的文章虽然写于近几年,但是应该说它们是作者自一九六九年下乡插队以来,从愚昧教条的思想逐渐日复一日地步入自觉的追求的结果;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思想和知识分子问题,二十年来不断反省思索和研究的一个小结。

文集中的文章大约分为三类:
一.意识形态的批评:作者从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出发,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哲学、历史、文学和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批评性的看法。这些观点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从对学术研究基本规范的讨论,从对极权社会的研究,以及从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对比中得出的。在这里,作者不采用那种把中国大陆社会作为一个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近代极权国家有本质不同的“反常”现象,并设立很多“独特规范”来处理的方法。
二.大陆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作者在此运用上述观点,对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一些群体和有代表性的个人,试图作出一些初步的介绍和研究。作为思想研究,我们希望能对一些理论和概念做出澄清,以便分清马克思主义教条和近代科学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理论”及文学工作和一般社会中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的区别;作为历史描述,我们希望能从一个能解释更多现象、更自恰的角度,准确地把握这十年中大陆知识分子的状况。
三.思想背景的介绍和研究:在作上述研究和探索时,为了正确地把握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阅读了一些有关方面的历史和思想理论文献,在阅读中我们感到把这些材料和问题及看法介绍给中文读者是必要的,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前述研究和观点,也能帮助读者在一个广阔的思想背景下考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问题。因此,我们把在这方面的劳动也选入了文集,使三方面能够互相补充。

在此必须说的是,这些文章,是两位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工作结果,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也反映了从那个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思想规范转变中的特点,或者确切地说——弱点。因此,这些文章一方面可以为您了解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提供一些资料和观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批评对象。当然,作者也希望为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摆脱极权社会对精神和思想以及研究的桎梏和扭曲作出自己的努力。


在谈到共产党国家的极权主义社会时,哈威尔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缔造者。由于这些探索研究涉及到现实的社会和个人,因此,绝不可能得到那些在那个社会受益的人,甚至那些不愿意承认自己一直在昧心说话做事的人的心平气和的对待。作者的这些工作,几乎一直是在“孤独”的状态下进行的。直到八八年,作者一直认为这些研究和思索,在有生之年不会得到发表和承认,只希望能在那个社会保存下另一种声音。但是,没有料到八九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在中国,一些善良的学生的有限的要求(而还不是反对共产党暴政),遭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腥野蛮的公开镇压;另一方面在东欧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一下子都崩溃了。那些牺牲的人加快了历史的进程,面对这种无耻的残暴,人们的良知逐渐觉醒。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使我们深深感到,思想的努力远不如那些以生命为代价的奋斗有效。面对死者和死者的亲属,我们除了敬意,也在内省。四十年“歌舞升平”,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哪个不知道在它的下面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镇压,每天都有流血死人。面对四十年的事实,哪个人能说自己的良知未曾扭曲。因此,对那个极权社会的研究,无论有多少压力,无论怎样孤独,确实都算不了什么。

生活的真谛是追求,面对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我们还在生,还在追求,我们追求的真,不就是讲真话吗!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日,德国埃森

目录

序言:中国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的萌芽和国家建设
作者前言

 1.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仲维光•  1
 2.不该忽视的经验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仲维光•17
 3.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仲维光•29
 4.知识分子的劣迹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还学文 仲维光• 36

 5.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仲维光• 49
 6.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仲维光• 68
 7.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三)•仲维光• 97

 8.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
    与作者刘青峰商榷 •还学文•133
 9.答刘青峰先生 •还学文•144
10.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做人
    ─波鸿中、德同学与北岛对谈 •还学文•148

11.布洛赫与他的乌托邦哲学 •还学文•153
12.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 •还学文•161
13.在古拉格与卡拉帕格群岛之间
    ─加缪与萨特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论战 •还学文•165

14.无产阶级理论家卢卡奇
    ─在犯罪中得救赎 •还学文•171
15.本杰明和他的思想
    ─党外马克思主义者 •还学文•184

16.“西方哲学”阴影下的新儒学
    ─德国汉学家费德西关于新儒学述评 •还学文•200
17.答李明辉先生 •还学文•213

18.戈尔巴乔夫是改革者吗?
    ─卡尔•波普谈共产党国家改革 •仲维光•217
19.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
    ─卡尔•波普谈德国思想传统及其恶劣影响 •仲维光•222
20.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 •仲维光•229

政治文化还是文化政治 ——再談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下)

政治文化还是文化政治 ——再談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下)(2011)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
为何有此南辕,有彼北辙?是“两代”、还是“两位”知识分子的不同?稍作比较我们就能够看到,在这个看来平常偶然的现象中,实际上存在着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以及更深刻的知识分子追求问题。
观察描述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多,但是笔者想从“文化政治”还是“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入手。
由于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方法都是来自西方,因此现代思想描述、分析使用的概念思想都是来自西方。所以要想使得描述、分析清晰准确就必须首先明白自己使用的是哪个概念,对应的是哪个西文。否则任何一篇中文分析性的文字都不会清晰。
中文的“文化政治”实际上涉及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Cultural Politics(亦或Politicize Culture),“政治化的文化”,一个是Politics of Culture,“文化中的政治”。在前者是使用文化问题但实际上过问的是政治,也就是用文化来参与政治。在后者,虽然是在文化领域中,然而他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的不是文化问题的探索,而是“政治”活动。这里文化领域的“政治”活动并非指的是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相关的东西,而是指本意的Politics,即文化领域中的人士往来,名利运作。
“文化政治”的两个方向虽然不同,但是对于一些个人往往很难把他究竟是在此方向还是彼方向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尽管如此,可以肯定说的是,它涉及的不是文化问题,而是不同的政治问题。
“政治文化”则与前者不同,它涉及的是Political Culture,或者说Culture of Politics。总之它涉及的是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它所涉及的政治是因为要分析这种政治的文化内容。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
弄清这两个问题,你就会明白齐如山和龙应台的不同在哪里,为什么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由此,你就会清楚齐如山、龙应台二人在文化问题上的不同根基,对文化问题的不同态度、作法和去向。说到底,你会看到一位是由于文化,一位是因为政治。
去大陆的龙应台女士也的确是因为政治,因为龙应台女士究其半生基本从事的都是“文化政治”。从她的《野火集》成名作开始,龙应台女士关心的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可能事实上还不止如此,龙应台女士的性格大约先天就拥有这种特点,在她学习研究英语文学的时候,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她关心的也是文学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同样,《野火集》后龙应台女士的作品也没有离开过社会和政治问题。
龙应台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德国、欧洲,这是三个反差巨大的文化,但是这三种文化的明显不同,中西,欧美,英语文化和德语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不同,所带来的历史,以及现实社会和政治现象、历史结果的不同,并没有引起龙应台对于文化问题、文化哲学问题、政治文化问题的兴趣。她的兴趣,她的写作始终围绕着“文化政治”问题。
大约十年前龙应台重新回到台湾担任台北文化局长,就更是一个“文化政治”职位。她主要从事的是文化领域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与如何建设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即便是为那些真正文化事业,真正文化的研究开放绿灯,铺平道路,那当然也是文化领域中的政治问题。
从台北文化局长下来,以及此前、此后的去大陆,龙应台女士涉足的同样是“文化政治”问题。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到台湾,龙应台带着母亲去看,所谈到、想到的还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对于共产党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和传统的关系,和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异同,这不是龙应台女士最关心的问题,和想要探究的问题,这大约也就是龙应台女士能够在大陆的水流中弄潮的原因。因为你涉足的是“文化政治”,你才会和那些在文化精神上和你格格不入的人圆融地交流,才能够把那种假大空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样板戏的“宣传”当作“历史”来讨论。

七十二岁离乡背井、逃生到台湾的齐如山先生,和龙应台女士形成对比,他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而逃亡到台湾的。他是一个文化所化之人,他关心的是文化,从事的是文化,因此他深知在共产党社会没有他的生存空间,文化活动空间,甚至没有那种广义的“政治”——人际交往的空间。
受传统教育的齐如山先生青少年时代在同文堂学习德语和法语,在辛亥革命前曾经介入政治支持革命党人,曾经三次到法国。但是先天的气质使得他没有更深地被卷入政治,对文化的兴趣更使得他在专注京剧研究后,从幼稚的片面西化思想转向了对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开掘、认知和推崇。
仔细对比你就会发现,齐如山西渡,龙应台留洋,在文化问题上,对他们各自产生的结果竟如此不同!而在这个基础上,齐如山南逃,龙应台北去,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各自的反应也真的是南辕和北辙。
齐如山的经历使得很多人,包括梅兰芳在内,认为他是非政治人,甚至还做过很多所谓“进步”事情,因此不必自寻离乡背井之苦。然而,只有齐如山自己知道——不同文化精神潜在的那种巨大的对抗性,格格不入性,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他,只有去台湾,而没有龙应台那种到大陆的可能。
对这个问题的感觉,齐如山当然不是第一人,当年王国维的投湖自沉就是为此。文化的种子,文化的参天大树只有选择自己生存的土壤,否则就是绝路。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让人看到在知识人精神上的巨大差距。
齐如山没有等到样板戏的出现就驾鹤西去了。然而,齐如山对样板戏的态度却肯定是厌恶的。因为在他逃离大陆的途中,途经上海,梅兰芳邀请他去看《生死恨》的电影拍摄,他坦率地加以拒绝,认为“好不了”的谈话;他对于京剧特点的认识决定了他对京剧的所谓“西化”改革的否定性看法,更何谈那种极端西化的,也就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剧,那种咬牙、瞪眼、挺胸、跺脚的假大空的表演方式。
如果齐如山看样板戏,可以想见他肯定是从京剧、文化的角度去看,而不是龙应台那种从“政治”角度,从两岸交往的角度评说样板戏。这就是“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不同,知识气质的不同!
齐如山的看法注定了他肯定是鄙弃,无法容忍这种粗劣的对京剧形式的滥用和践踏。因为即便是谭元寿都能够看到样板戏不是京剧,更何谈齐如山这样的京剧大“家”。
在艺术的土地,传统的环境,自由的空气中,只有热衷于政治的人才能够视而不见这种文化的不同,容忍这种甚至可说对“传统”、对“京剧”的近乎荒谬的嘲讽。
如今,齐如山去台湾,已驾鹤西去,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孕育我们文化思想的不尽源泉,我们华人文化的根本精神。
时下,龙应台到大陆,再返回台湾担任文化部长,而她从事的依然是“文化政治”活动。
“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确有其关联的地方。政治文化探究的是文化的根本问题,传统的基础。固然,没有“文化政治”的“政治文化”可能会缺少生气,然而,没有深刻的对“政治文化”的关怀和探究的“文化政治”却肯定是轻浮的,甚至会乱了方寸。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红灯记》来宝岛,在两岸的交流中,如果没有齐如山这样的文化人,没了齐如山带到台湾的灵魂,而只剩下从政治上谈论《红灯记》,只有“文化政治”,那台湾就危险了。因为没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台湾宝岛就有沉沦的可能,被大海再次淹没的可能,而那时,齐如山的后人就无家可归了。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带给我们的问题实在是深刻的问题,涉及的思想的确是根本的思想。
齐如山去台湾,六十年过去,台湾曾经为了自己的安全,用汉贼不两立的隔绝及反对来保护自己,曾几何时,现在台湾以为自己强壮到不必惧怕那个毛贼了。“他比贼壮”甚至使得有些人以为贼不再是贼了。可台湾人可曾忘记“贼心不死”这个中国成语,是否忽视了“贼胆包天”这个危险?!然而,这一切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根基的“文化政治”。
没了齐如山的台湾,“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2012-2-11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