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日 星期三
极权主义的两副面孔：俄国共产党和德国纳粹
——谈俄国革命及共产党研究的思想与方法问题
笔者按：
去年夏天，孟浪先生来信约稿——总结反思十月革命百周年，我为此为他编辑的《致命的列宁》一书撰写了一篇纪念文字。这篇文章以德国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为案例，具体介绍了这一百年的思想史，以及共产党问题的出现、发展及变化特点。在这篇文字中，我不仅强调了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且介绍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理论及历史框架，以及具体的思想线索。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位严肃的思想工作者总结纪念十月革命百周年不是口号，不能够继续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泛泛空话中，而应该深入研究具体历史及思想问题。为此，对于在共产党真理部培养下的这两代人来说，方法问题、应该阅读什么样的资料，也可以说是阅读能力及方向问题——说到底是如何研究，如何表述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最忌讳的就是沽名钓誉的信口开河，切忌在一场总结反思中，最后无论在思想还是历史问题的认识上都毫无推进。
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在十月革命百年，这个噩梦般的日子，十一月六号即将到来之际，我把这封介绍如何进行近代思想，如何进行俄国问题研究的私人通信发表出来，再次吁请当代和下一代年轻学人注意方法问题、阅读方向及研究能力问题。不是谁都有能力谈论俄国问题，但是没有能力谈论也没关系，老老实实地承认，然后去看和介绍有能力谈论的卢克斯教授等人的工作。
我为什么推荐卢克斯，他所强调的方法和观点是什么，请您看下面我的这封信。（2017.11.02）
XX小友，你好！
由于刚买的这本书无论就方法还是思想理论框架都和我非常一致，甚至可以说说出了我要说的话，因此想到应该介绍给你这个一贯喜欢和我谈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年轻朋友。
普天之下一个偌大的中国，十几亿人口，居然谈论科学哲学和思想，只有你这个非这个领域的人士的反应和思索最为对味，这真让我唏嘘，可说是中国人的悲剧；人。当然，细想起来就是在民国，在洪谦先生刚刚回到中国的那个时期，比如今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时即如冯友兰，乃至胡适们，对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启蒙以来的思想史的认识也是极为有限的，所用的不过都是从西方物质的强大到大而化之的文化全面西化、意识形态化，即观念化的宣传而已，而没有进入非常具体的研究解析阶段。
当代十字军式的的世俗宗教的东征，不仅起自西方，也起自我们自己的所谓知识精英。而问题和方法的借鉴及学习，互相影响交流的起步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到了方法和认识论的根本性，所以我们也就能够说到一起去了。
1.
这两周买的两本书都是零七年左右出版的书，我十年后才购来阅读，想来其实也是延误了我的很多思索。这同时也再次说明，青年学生有一个好的导师的重要，会事半功倍，省去很多在路上寻找的时间。
这两本书一本是《试论欧洲极权主义及对东德的分析》，一本是《极权主义的两副面孔》（Zwei Gesichter des Totalitarismus—Bolschew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Vergleich. 16 Skizzen）。这前一本我已经跟你提过。这后一本书，前几天邮寄到。打开书，翻过两页就让我直呼过瘾。因为再次找到了知音。
过去几十年来，对于任何一个西方问题，我都不会轻易地提出自己的感觉和看法。有了想法后，我永远首先去到西方学者中找，他们是否提出过，如何讨论的。如果找不到那就对自己的想法要提出怀疑，宁肯放到抽屉里继续琢磨。因为西学，你是外人、外行，人家不会没有聪明人如此提出过。如果真的是你提出的，那么你也要找到你的提法的多方的来源基础，以及和这些提法的联系。过去四十多年，对此我有着深切的经验。
例如现在你经常和我讨论的认识论问题、波普问题。我六九年走向反叛和哲学之路就是循着这条路而来，我认为，中国知识界在四九年后之所以走向这样一条荒谬的路，不只是政治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尤其是那些跟着共产党推行过并且实践过专制的知识精英。可这个问题从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开始就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而就是这个认识论问题使得我进入了波普，并且在他那里找到最直接的论述。因为波普之所以自称是启蒙主义学者，自由主义学者，就是因为其一生都是在认识论问题上寻找极权主义的根源，并且和追随极权主义的知识精英对抗。
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对抗，贯穿了我和许良英先生七五年到零三年二十八年的交往历史。八八年我来到德国，此后我和许良英先生有几十万字的通信，后世的人可以通过这些通信看到活生生的一个在黑暗中，在崎岖的路上，对于科学思想的自学和探索的年轻人，如何与一位投身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晚年变为共产党异议人士的人在思想上的对抗交锋。在和许先生的对抗中，我几乎所有的思想和论述都可以在西方思想家，特别是波普那里找到。同样这四十多年来的，我的每一个思想几乎都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到直接的论证和讨论。而我现在之所以敢于提出后基督教社会论，也是因为它的每条血管都连着西方学者和前人的思想，它能够和所有过去的解释和判断相容。
如是，现在我来向你推荐介绍这两本书中的《极权主义的两副面孔》一书。因为只读了几页就让我看到，这本书的内容几乎都是我很久以来一直在思索并且想要寻找的文献。
这本书的作者是卢克斯（Leonid Luks），他是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学中欧东欧问题研究所的主任。这本书吸引我的当然是他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及使用的方法。
2.
思想领域的问题和人生的很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一样，不是你可以不劳而获，能够轻易骗取，或者糊弄而来的。你没有反叛过，没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下过功夫，没有在思想史和文史上一招一式地下过功夫，你当然就不会得到真经，得到有实质性的、有分量的看法。这就是爱因斯坦说的，你只选择薄的地方钻，你得到的不会有好结果。
思想问题、思想史的研究绝对和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一样，不可能轻易有所发现、有所真正的解答。浅尝辄止，不可能对当代这个复杂纷纭的世界有所真正的认识，不然历史就不会如此扑朔迷离、乃至混乱，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
一九四九年后，一方面中国发生了很多人为的灾难，另一方面锁国和知识封锁让人们对外只知道苏联和俄罗斯，马克思和德国；对内只知道反封建、反传统。为此，这个状态对于已经丧失了感觉和思维能力的两代知识分子来说，就成了唯一的一种知识和精神的出发点。它使得这两代文化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稍有空隙松动的社会，却依然充满对俄罗斯传统假大空的歌颂，及囫囵吞枣地歌颂德国的思想及历史、永恒的昏话。而这其实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凡是像以往一样留恋依附，不假思索与疑问地歌颂俄罗斯及黑格尔以来的德国哲学传统的，都是一些没有感觉、没有思想，缺乏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能力的人！因为事实上为什么德国会出现奥斯维辛，在二次大战后已经成为一个显学问题，而七十年代后，苏联为什么会出现古拉格，平行于奥斯维辛问题成为世界文化政治思想生活中反省二十世纪的两个大问题。
为此，为什么会出现奥斯维辛，为什么会出现古拉格？我们称这两个问题是二十世纪的核心问题也毫不为过！
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究及回答中，我向你推荐的这本书的作者卢克斯说：它至今让欧洲一想到自己所发生的一切，就感到心惊肉跳。因为这两个人类文明中的巨大灾难显示的是欧洲所独特具有的特点及现象。它记录的恰恰就是这德国和俄国，两个对于自己的学术、技术、文学和艺术成就感到骄傲自豪的古老的文化民族的情况。在欧洲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启蒙思想的解放胜利进军之后，这个进程却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中断。这个中断是间或性的，只是短时期的。在这样的中断之后，在法治平等、普遍的选举权以及从任何类型的家长制甚至更为甚的专制统治下的个人解放出来的方向上，欧洲都再次加速了向前发展。为此，或许可说这个中断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上个世纪发生的灾难，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性的大屠杀虽然曾经被匆忙地、或偶然地称为亚细亚式的行为，例如德国的历史学家诺尔特，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说法误导了对于人们对此的认识。因为事实上，甚至在亚洲建立的那些极权主义政权，也完全是按照欧洲模式及其规则建立的。现代极权主义的诞生地千真万确地是在欧洲！而在欧洲，具有古老文化的俄国和德国，才是当代对抗欧洲近代传统中的发生灾难的图景中心。
卢克斯认为，这个针对欧洲文艺复兴后的发展的对抗涉及了两种类型的革命，这两种类型的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毁坏了欧洲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的基础，使得这种文化的捍卫者卷入两方面的对抗战争。他们不仅以平等、公正和全世界团结起来的名义，而且也以等级结构分明的精英原则的名义，毫无妥协宽容的阶级、国家和地区孤立主义名义，种族思想的名义出现在当代。
3.
为什么这两个敌视当代文明的潮流出现在俄国和德国，并且采取如此极端的形式？为什么当代这种极端的反人类政治思想企图能够在这两个古老文化的民族中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卢克斯同意并且引述海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解释。
普莱斯纳认为，至少是德国，也包括其它一些国家，他们错过了十七世纪，也就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启蒙思想和在政治上人道主义的开创性的扩展洗礼。这尤其是对于德国，由于它错过了这个世纪，因而使得他们变成为迟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成为对西方的攻击者，并且由此在其后引发出来一些独特的观念。
至于俄国，卢克斯接下来明确地指出，在德国错过了十七世纪的时候，俄国则是错过了整个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历史，而发展出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自己的判据。为此一道看不见的墙使得俄国和西方隔绝开来。直到十八世纪初期彼得大帝改革才开始努力填补这一段空白，重新构筑俄国和欧洲的联系。但是作为这个动向的反应，在俄国同时就产生了一种所谓民族认同的倾向。这种对于“民族认同”的强调一直持续到今天。最近两个多世纪，在俄国亲西方派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此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现在回到奥斯维辛和古拉格问题，难道因此就可以说，这是因为在欧洲近代形成的价值在德国和俄国没有足够深入到他们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社会中去？或者西方的思想对他们来说让他们感到是外来的，或者是一种退化瓦解的思想？而这是否也就是对西方来说，感到德国和俄国是迟到的民族，而对于德国和俄国来说，是他们在寻找一条特殊的第三条道路的原因？
亦或这就是一些批评家所说的，历史不是火车站，不是铁路交通，我们不能够用有的人早到了火车站，有人准时也有人来晚了？
上述这些疑问也在对“特殊道路”的分析讨论中详尽地进行讨论过。他们提出，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中都会展现出他们独自的特点，但是在他们的发展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某些规范，有的是遵循这些规范发展，而有的则离开了这些规范。
为此，究竟如何来解答这些疑问，卢克斯认为，欧洲的学术界、思想界一直等待对于左的——在俄国产生的共产党极权主义，和右的——在德国产生纳粹极权主义的根本原因更为详实准确的研究，以及进一步对于这两个方向的研究的对比及分析研究。一九四五年，纳粹失败，二次大战结束，使得很多纳粹时期的档案得以研究，这让对于纳粹的研究在四五年后能够不断深入具体地展开。但是对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由于铁幕及共产党的封闭统治，却是直到一九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才有了可能。而这个可能也就使得对比两个极权主义的产生的研究，在八九年后有了一个在共同的水平线上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4.
然而，这一比较的可能却绝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它其实依然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就是对于纳粹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并非如人们想的那样，在过去几十年已经非常富有成效。卢克斯说，实际情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当时的社会气氛、知识界的气氛，一方面斯大林去世后解冻给人们造成的幻象，让世纪初的迷雾继续蔓延，另外一方面民主社会的实用主义及绥靖，即所谓缓和政策，使得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二次大战后，冷战初期的重视以后，在六十年代不仅在知识界，精神文化界，而且在欧洲社会都被排挤到边缘，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八十年代对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在描述、解析、揭示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特点，及其起源问题上，可以说只有少数学者关注这方面。为此可以说，它远非今天人们所想象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深入并且充分。对此，卢克斯甚至认为，极权主义理论甚至在六十年代后欧洲对于法西斯纳粹问题的讨论中，完全遭到了忽视。因为在这二十多年的讨论中，学界或者更多地使用的是所谓现代专制，或者干脆就是把法西斯及纳粹作为一种独特专门的概念使用，而很少有用极权主义这个更为普遍化的概念。
由于这样的偏差，卢克斯认为，这就使得几乎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后在德国历史学界发生的关于纳粹问题争论，都很少有共产党和纳粹的比较分析。
对于卢克斯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在研究德国的极权主义研究家布拉赫教授时就已经注意到，布拉赫教授是少有的坚持使用极权主义理论的人，他并且在坚持使用这个理论时就指出，这个理论可以清楚地让人们看到这两个极权主义的共性。
所以卢克斯开章明义地强调让我们再次看到，实际上对于法西斯纳粹极权主义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对比研究不是如一般中文界认为的已经展开并且有着丰富的文献，而恰恰相反，它几乎是在很晚才被认识到，并且依然是在一个起步阶段。对于这种情况，卢克斯还特别引述了主持九六年后在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的斯特凡•库尔图瓦（Stephane Courtois）的看法。
库尔图瓦自己就曾经是一位毛泽东主义的崇拜者，他在主持出版的黑皮书的前言中明确地提出，应该把共产党和纳粹相提并论，为此这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这场讨论中，库尔图瓦在谈到共产党问题和法西斯纳粹问题的比较研究问题时，提到在此前不久，即在八六年到八八年在德国发生的关于如何认识纳粹问题的历史学争论。对于在专业领域中回答这一问题的现状，他说，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学家必须同时对纳粹和苏联制度都有卓越的认识，但是这样的具有双重知识的历史学家到今天还没有。”
实际上，库尔图瓦的这个看法，对于这种知识的缺乏可能会导致这一研究步入歧途的担心，引发德国这场争论的历史学家诺尔特也早已经看到。他在这场争论爆发后的第二年，一九八七年就公开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训练及知识造成对于苏联研究的欠缺和无能。他说，他自己浅薄的俄语知识只能够索引有限的文献及内容。他的知识不足让他直接并且广泛地阅读原始的俄语文献，从而使自己具有直接了解并且把握真正在俄国发生的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发展变化情况的能力，他只能够泛泛地谈论苏联的问题。
然而，尽管在这一领域中的学者都认识到这个必须，但是卢克斯说，过去几十年在这一领域中的情况还是，在对于纳粹的研究和对于苏联问题的研究之间依然没有可以提供沟通比较的桥梁，依然是分立隔离的。为此，他还特别强调，正是因为这个比较研究对于了解极权主义及二十世纪的问题极为必要，所以就一定要避免那种泛泛的、大而化之的空洞比较。
5.
卢克斯的这本文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不是想要对于为什么极权主义会产生双重面孔这个问题给出答案，填补隔离这两个研究之间的鸿沟，而是只是试图提供一些接近这个题目的途径和资料。这本文集由十六篇文章组成。这些文章以前曾经发表过，结集出版时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
对于这本共分为三部分的文集，卢克斯说，它的第一部分围绕的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这个双重革命的发生。对此他指出，上世纪初期发生的致使欧洲文明灾难性的中断和破坏的这两个革命，首先是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形成的，为此，他研究了最初提出这些观念思想的人及其思想特点，以及在当时一些作家、知识分子对此所提出的警告，及他们试图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努力。
为此，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有两篇文章涉及到列宁，一篇是“二十世纪的双重革命的纲领性的说明：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基础》和列宁的《怎么办》”；（注：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另一篇是列宁和当时俄国敌对国德国的合作和互相利用关系。其余两篇涉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莱彻克（Heinrich Gotthardt von Treitschk），在俄国和德国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犹问题，以及另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朗克（Semen Frank）对于极权主义的分析。
该书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对于权力的极权主义乌托邦，是这本书的核心部分，包括十二篇文章。在第二部分中，卢克斯不仅对比描述分析了左的和右的这两种极权主义基本的不同，而且对比分析了二者之间的令人困惑的类似性。为此，他还讨论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专家往往错误地判断极右翼的运动，以及为什么人们往往都忽略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区别。此外，他还分析了三十年代，本来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结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如何成功地演变成一个领袖型的政党制度。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题为“后苏维埃俄国的极权主义运动”。它包括两篇论文。在这里卢克斯描述了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在后苏维埃俄国，过去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左的极权主义潮流和右的潮流之间存在的鸿沟，在过去十几年中却在逐渐弥合。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极右翼和极左翼极权主义潮流所共同具有的反民主的倾向。这种共同的倾向只是在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发生鲁尔危机中共产党的行动中，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结盟中让人们看到过。但是，在这两个时期，人们看到的二者只是短暂的联合，而在后共产党社会的俄国，人们看到的却是一种永远的合作现象。为此，卢克斯描述了俄国出现的新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以及一种新的对抗传统的欧亚社会的，新的极权主义的欧亚国意识形态的复兴。
6.
我之所以非常推荐这本书有以下三个原因，我想，这也是你最感兴趣的三方面：
第一在方法论上，我想这也是你我最重视的问题，这同样也是卢克斯强调的问题。对此，卢克斯认为，如果是研究，就一定要从原文文献、原始文献来研究问题。否则就至多只是一种茶余饭后的闲谈，或者转述。任何比较研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避免泛泛地空谈，或者从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中肆意发挥。
写到这里，我必须加一笔，在彻底被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大陆，以及受到近代意识形态污染的海外知识界，居然这一最基本，最简单的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遭到彻底地忽视和遗忘。所以，
在这里我认为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或许比具体的纳粹和共产党对比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卢克斯所特别强调的“方法论”问题和“知识基础”问题，即原始资料的阅读能力和研究能力。
我之所以在以前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明确地把金观涛作为典型提出，因为我认为，被中国这一代年轻学人在八十年代引为导师，同样居然也被港台捧红的金观涛，无论他谈的问题，还是在该问题的领域，他都既没有阅读能力，更没有研究能力。而正是这一点导致任何严肃认真的学者是不可能认真对待金观涛的所谓讨论及著述的。因为那都是一些不找边际、不懂学术规范及语言概念的东拉西扯。
事实上，金观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典型的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培育的一代的代表。他继承的是他的前辈王元化及顾准的传统，他们的所谓研究工作同样存在着如此荒谬的问题。他们以为有了史观，即所谓教条教义，以论带史就是在研究历史。所以他们以为凭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知识，读几本通俗通史读物，看几本黑格尔翻译文字，就可以谈历史发展规律，谈黑格尔和德国哲学，就什么都可以谈了。这个倾向一直持续至今，特别是在最近十几年谈论俄罗斯及其传统问题上的泛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卢克斯对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不仅观点而且方法，对中国学界都是一个当头棒喝！？
对于这个在华人学界居然依然没有引起重视的方法论问题，我以为无论卢克斯的看法和研究，还是他引述的库尔图瓦、诺尔特对于讨论一个问题的基本能力问题的看法，都足以让中文知识界发聋振聩。如果中文界的知识精英稍微还有一点感觉和理解能力，就应该立刻看到：当今中文界，不是肤浅，而是意识形态化的胡扯、癌变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灾难。
第二，卢克斯描述分析这个极权主义双重面孔问题的思想及理论框架和我高度的一致：
我惊奇地发现，在对于文艺复兴后，欧洲在政教分离后发生的社会及其文化思想的变化，即最近二百年的历史的看法上，我和卢克斯惊人的一致。首先我们都认为，当代极权主义是欧洲文化特有的产物，其次我们都认为极权主义在表面上表现出极不相同的左右的两副面孔，但是它们有着同样的社会及文化思想根源。这个根源就是他们缺少，或者说偏离了近代欧洲人所特有的精神及思想觉醒的启蒙运动。
大约三十年前，由于我完全持这种观点，所以我到德国的目的就是想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亲身体会一下这种文化思想的气氛。为此，在九零年，当我看到波普直接指出，德国从康德后选择了黑格尔而背离了欧洲文化传统，导致他们在二十世纪发动了对抗欧洲的世界大战，觉得一阵见血、十分深刻。但是这样一种思想在解释意大利、法国等出现的这种倾向的思想潮流的时候，在解释包括像萨特、哈贝马斯等那些左派，以及弗格林那类保守思想的时候，却是变得极为复杂和模糊。这尤其是在解释为何极权主义会出现左右两副面孔，他们的共同性在何处。为此，最近几年，我把这个理论框架推展到后基督教社会论。这就使得对此的解释变得极为简单。无论极左还是极右的极权主义，都是这个基督教社会被世俗化以后，产生的一种世俗宗教、替代宗教、政治化宗教的结果。所以极权主义的一党制特点，泛政治化特点，控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乃至人的精神的特点，党同伐异的残酷性，都是基督教文化世俗化的独有特点。极权主义的这种综合性的集大成，是别的任何文化中的专制制度及社会所从来不曾有过的。
在这个框架下，我把政教分离，基督教从欧洲社会退出去，在近代化中欧洲社会重新寻找一个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多元包容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及文化形态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为此，曾经被我自己及卢克斯看作是迟到的民族或者错过了一课的德国和俄国，就可以和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一样，同样被看作是在向现代化发展中，基督教世俗化、世俗替代宗教的强烈表现。而迟到的民族的解释，却使得解释美国、意大利、英法的问题，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极权主义问题，以及时下在伊斯兰社会的问题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无法自洽。
第三就是卢克斯这本书关注研究的现象及资料，都是我早已经关注，但是或者是因为我不掌握那门语言，如俄语，根本没有能力谈及研究，或者是我没有精力顾及，如诺尔特发起并且参与的那场历史学，我收集了资料，但是却还没有细致地阅读思索的。所以这本书填补了我所关注的思想问题中，我必须了解把握的领域的很大的一个空白点。它让我直呼过瘾！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由于我们关心的实际上还是欧洲问题对于中国问题的影响。因此对于中国时下陷入及面临的问题，我很想借用一下卢克斯的描述方法。他认为，德国和俄国错过的文艺复兴及其后启蒙主义运动，后来才辗转曲折地跟着欧洲的民主之车，是迟到的民族。对比借鉴这个说法，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没有“错过”和“迟到”的问题，因为中西不是在同一条文化之路上，但是，却大约可以把当代中国看作是“搭便车的民族”。
对于迟到的民族，八九年时大家都听到的戈尔巴乔夫的名言：“谁来得太晚，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对于惩罚，这二十多年的俄国是一个历史案例。德国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惩罚，而俄国还在接受惩罚。
但是，对于“搭便车的民族”中国来说，事情却也并不简单。搭车首先就是要抛弃传统家园，抛弃了自己的行驶工具。其次既然是搭车，就存在一个搭错车的问题，即误上贼船问题。我们居然搭上的是迟到的或者说在航线外游离的德国及俄国的船。人家是迟到、迷路，可你，由于根本没有人家的家底和遗传，由于那船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受到的就不仅是惩罚，而是蹂躏和毁灭。
上船容易下船难！当代中国人在人性上、文化上、思想上、传统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无家可归的、让人鄙视的流浪儿、寄生者！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沦落于此，情何以堪！
藉此，对比中世纪的西方，它让我想到中国现在真正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文艺复兴、文化复兴，找到自己的支点、落脚点。这就是说，在这个彻底世俗化、物质化的后基督教社会，中国人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启蒙运动。我这里所说的启蒙，是中文的启蒙，而不是特指西方的启蒙运动的启蒙。藉此对比也让我感到，这个中国人迫切需要的启蒙，或许和西方类似的是：五百年前，西方回到希腊汲取灵感和冲动，寻找新的出发点，而我们则可能是回到先秦，亦或是大唐！
暂此祝好！
维光
2017.10.12
注解：
①Treitschke，Heinrich von : 德国历史学家、史学教授和普鲁士史官。支持德国在普鲁士统治下实行统一的政策。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著称。一生撰有许多史学著作,代表作有《19世纪德意志史》(共5卷,1879～1894)。
②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英语：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年9月9日－1927年1月9日）德国英国裔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及瓦格纳传记作家。《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中称他为“种族主义作家”。1908年，与瓦格纳的女儿结婚。他创作的《十九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成为二十世纪泛德意志运动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后来纳粹种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