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7 June 2019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1933年德国由于取消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及其他重要的宪法条款,希特勒上了台!】

1919年德国的宪法-魏玛宪法具有很大的缺陷:该宪法不保证人的基本权力。当时德意志帝国的总统可以在破坏公共治安的案例中善治取消基本公民权力,如帝国国会纵火案,总统于1933年2月28日宣布取消多条重要的宪法条款。 魏玛宪法不具备限制极端分子的条款。当时的民主基本制度不受保护。纳粹彻底废除了议会民主制与三权分立制。这就是"授权法"。希特勒利用了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种族矛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及消除马克思主义工会的旗号并在国会选举前希特勒肆无忌惮地以暴力手段破坏其他党派的竞选活动而篡夺了元首的权位。
1949年德国的新宪法,从显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特别弥补了老宪法的漏洞。新宪法主张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公民基本权力受绝对的保障。谁违法,谁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一切极端主义的党派与组织可按基本法来禁止废除。对与极端主义者滥用基本法,破坏民主基本制度,可以有期限性地取消他们个人的基本权力。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不可能再取得政权。再说,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年代里,没有法西斯主义也顺利地度过了难关,他们并与苏联一起打败了纳粹主义。
历史证明: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是人类发展重要的途径!
张威廉

爱因斯坦

2014年7月21日 星期一

孤寂的文人——中文阅读爱因斯坦的六个问题 

本文概述:
本文第一部分,上:中文阅读爱因斯坦的遭遇:从阅读爱因斯坦碰到的翻译问题入手,谈了在中文介绍爱因斯坦中,思想方式、语言问题,以及政治统帅,意识形态化的翻译带来的问题。
这是第二部分,中:孤寂的文人——阅读爱因斯坦的六个问题:从六方面具体描述了时下阅读爱因斯坦存在的问题。1.爱因斯坦是个孤寂的文人;2.爱因斯坦为什么厌恶德国文化传统;3.爱因斯坦与叔本华;4. 爱因斯坦对东方文化的看法;5. 爱因斯坦的音乐倾向;6.爱因斯坦和女人。
第三部分,下:对三部最值得阅读的书籍的推荐和思索:通过推荐这三部读物讨论了介绍与阅读爱因斯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本文希望通过在时下的中文中如何阅读爱因斯坦,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案例,刺激读者进一步探究,在现今中国的知识领域中如何阅读最近半个世纪中文世界的翻译作品、传统作品研究等著述这一更普遍的问题;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的“新话”问题是否在你的生活现实中存在。

三.中文阅读爱因斯坦的几个关键问题

尽管多年来在中文世界在爱因斯坦介绍问题上犹如梭子鱼、虾和天鹅拉车那样,方向不一,分力不同,甚至有强烈的政治力量的扭曲,但是爱因斯坦强大的个性,超越时代的追求还是刺破铁幕和迷雾进入了中文世界。
一部最近四十年爱因斯坦重新进入中国出版世界、精神世界的历史,让人看到的是个性和思想的力量。对此,老大哥《真理部》的人的感觉是对的,只要人们能够读到这些文献,只要人们还明白过去这些语言的意义,爱因斯坦所代表的知识的力量,追求的力量,个性的力量,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就会被重新理解,释放出来,点燃人们在黑暗中的希望:即对人的精神和真正生活的渴望。
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堵塞不如引导”,阶级斗争就是“因势利导”。这其实就是奥威尔《一九八四》附录中所说的翻译的目的。为此,党的宣传部门及其领导的研究机构、出版部门六十年代主导计划的,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对爱因斯坦的翻译和介绍,甚至可以说所有那些“黄皮书”、“灰皮书”等被允许出版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性质。这不仅表现在出版形式,而且也在翻译的风格,语言方式上。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版的翻译介绍,首要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因此,这个计划下的对爱因斯坦的翻译及介绍不是为了介绍爱因斯坦,而是为了切断历史、切断传统。这和共产党统治者反传统、反现代的一贯做法是一致的。为此,这类翻译及介绍肯定会,而且事实上也已经给近半个世纪中文世界阅读爱因斯坦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在此谈几点或被掩盖忽视,或可能已经引起误会的问题。

3.1.爱因斯坦是一位孤寂的文人:

我以为,阅读和理解爱因斯坦最重首要的一点就是,爱因斯坦是谁?是什么气质的人?
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但也是最被忽视的问题。因为爱因斯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是一位“最不适宜作为宣传人物”,尤其是政治宣传的人。这是毋庸置疑,毋须讨论的。
为此,如果你能够把他写出来让人对“宣传”,也就是对任何意识形态式的“假大空”的行文及语言方式,对现实政治感到厌恶,那就接近真实的爱因斯坦。可如果你用爱因斯坦搞宣传,把爱因斯坦作为“政治符号”和“旗帜”那就一定不是真实的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一生都是一位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中的知识分子、他绝对是因为厌恶“政治”才去谈论政治的。
在这里我尤其要强调的是,爱因斯坦“厌恶”的政治是一般社会中的政治,或者说是“民主社会”中“政治”,对于“极权社会”的政治,如他所生活过的德国,以及他对于共产党社会的看法,他根本就是“仇视”!
爱因斯坦的这种近乎乖戾的典型的知识分子特性,在所有的爱因斯坦传记中,爱因斯坦言论中你都会看到或觉察到。他在人间最严密的知识领域做出了最高的贡献,被人看作是具有最高理性的人,但是,促使他在智力上能够做出如此高的贡献却是让常人无法理解的桀骜不驯的个性,非理性的热情。对此,他在为他的女婿写作的《爱因斯坦传》的序言中明确地自白:
“被作者所忽视的,也许是我性格中的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乎疯狂的那些方面。这些东西似乎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的大自然为了它自己的取乐而埋藏在人的性格里面的。但这些东西只有当一个人的心灵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刻才会分别流露出来。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不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怎么能够缩短呢?”(《爱因斯坦文集》,III41页)
在奋斗中,爱因斯坦没有那种革命豪情,却更多的是孤独和悲剧情怀。他说,“我们都是出生在野牛群里的人,只要没有过早地被踩扁踏平,那就应该感到庆幸。”(索引A,63页)
为此,在我看来,爱因斯坦是更类似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充满文化关怀,精神关怀的个体文人,而绝对不是一位为意识形态奋斗的志士、革命者。从根本上说爱因斯坦是和王国维、陈寅恪同样类型的人,不过爱因斯坦是从西方看西方,从西方看东方;王国维、陈寅恪是从东方看东方,从东方看西方;爱因斯坦是从科学到人文;王国维、陈寅恪则是从人文到对于世界宇宙的认识。这不过是同样气质、同样智力的人在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经历了不同文化的熏陶教育及历史时期,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不同留下的历史痕迹也不同而已,但究其根本,他们做人的气质却是类似的。
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强调,“千万记住,所有那些品质高尚的人都是孤独的。——而且必然如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享受自身环境中那种一尘不染的纯洁。”(A100页)
爱好政治宣传的人很少有把王国维、陈寅恪作为宣传人物,在这方面,爱因斯坦绝对也是如此。我相信,一个仇视王国维和陈寅恪的人也一定不会喜欢真正的爱因斯坦。如果谁为了政治原因来宣传爱因斯坦,那肯定不是本来的爱因斯坦。

3.2.爱因斯坦与德国文化及思想传统的关系:

A.爱因斯坦对德国文化及思想传统的看法可说是理解爱因斯坦的一把钥匙。他对雅斯贝尔斯的态度,对科学及其思想、哲学问题的看法,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都和这个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可惜这一点在中文世界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思索。
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而这两类极权主义国家及思想又都是出自于德国,所以事实上对最近二百年来德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和认识实际上涉及了当代思想和文化的根本问题。而爱因斯坦对于德国文化和思想传统的态度则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潮流中的一种倾向。就这些思想问题来说,几乎所有他的反应和观点在当代自由主义的各个流派中都有迹可循。所以,研究并且借鉴思索爱因斯坦对德国文化及思想传统的看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正为此很多著述,研究都为爱因斯坦与德国,他对德国的看法特设一章,乃至有专门研究的专著。

B.爱因斯坦对德国文化及思想传统的看法及关系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一生,由于他出生在德国,从他进入学校,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一直到去世为止。在各种问题上,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显示过对德国的“爱”。
他认为德国的教育制度是一种很坏的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教育孩子尊敬权力,做秩序的奴隶,它的训练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这个教育制度的可怕性,让他感到无法容忍而使得他在中学时逃离德国,对此他说,“从童年时起,我就对那种在日耳曼人国度中所显现出来的过分的军国主义精神感到格格不入。当我的父亲搬到意大利的时候,他应我的请求,让我放弃了我的德国国籍。因为我想要成为瑞士公民。”(B77页)
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谈到他的这个经历。事实上还不仅如此,他一生中多次专门谈过教育问题,而每次谈都语重心长、针针见血、读来掷地有声。我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其背后都隐藏着这个强烈而深刻的背景——他对于德国教育的厌恶。他曾经说,对他来说,奇怪的是在经历了这样一个教育后,他居然还保留了想象力。
在爱因斯坦在瑞士苏黎世的物理学研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后,德国威廉皇家科学院在普朗克的建议下邀请他到柏林担任院士,即使在那些年中爱因斯坦也依然和德国的知识界格格不入。他说,他在科学院的座位旁永远空着两个位子,德国的科学家如同恐惧硫磺气那样远离他。
在一次大战期间,在希特勒崛起前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期,爱因斯坦从来是德国社会以外的知识分子,二次大战爆发后,他更成为被追杀的对象。
爱因斯坦认为,“几百年以来,德国那些数不胜数的教书先生和吆喝口令的军曹们一直在给德国人民洗脑灌肠。德国人民经过训练能够从事各种艰苦的工作,他们被迫学会了不少东西。但是同时他们也俯首帖耳地在粗暴野蛮的军规条例管理下进行操练。”(A96页)
在二次大战中,他说,“德国人作为整个民族要对这些大屠杀负责,并且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惩罚。……站在纳粹后面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他们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那些卑鄙无耻的想法说得清清楚楚,而绝对不可能发生误解之后,德国人还是选举了希特勒。”(B78页)
“德国人是一个被邪恶传统所毁灭的十分卑劣的民族。用理性或完全人道的方法来救治这一切将是极其困难的。我希望,在战争邻近结束时,在神的仁慈帮助下德国人会大规模地自相残杀。”(B77-78页)
在二次大战后直到他去世他都拒绝重返德国。他甚至与那些重返德国的朋友为此而影响友谊。他说,
“德国人在欧洲杀害了我的犹太弟兄以后,我绝对不想再和德国人打交道,同样也不再想与相对来说比较无伤大局的科学院打交道。”“德国人所犯下的罪行,实在是在我们所说的文明民族历史上有记载的最为卑鄙邪恶的罪行。德国知识分子的行为作为一个群体看,比暴徒中的那些走卒毫不逊色。”(B78页)
对于他和德国的联系,他明确地说,“把我和苏格拉底相比并不十分恰当。对苏格拉底来说,雅典就是整个世界。而我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同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更别说德国了。因为我同德国仅有的唯一联系只不过是我担任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还有我从小学会的德语)。(A75页)

C.爱因斯坦类似于上述评价的言论和文字还有很多。尽管如此,很多中文介绍者和读者以为,爱因斯坦厌恶的是德国学校中的“军国主义”教育、德国的“政治”生活,事实上绝非只限于此。因为爱因斯坦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在根本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在思想史中所遵循的思想潮流上都和黑格尔以来的德国文化及其思想传统格格不入。
关于他的科学思想,爱因斯坦自己承认,“起先我相信同马赫主义大同小异的怀疑主义经验论。但是后来引力问题的就又使我转向了唯理论,也就是说它使我变成一个只是用数学来探究唯一可靠的真理源泉的人。”(A59页)
无论这个前期的怀疑主义经验论,还是后期的唯理论都和德国的思辨哲学相对立的。爱因斯坦在中期后和康德哲学异途同归,同样都是通过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到达的。因为正是这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构成了康德的启蒙哲学和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这种哲学倾向又进一步决定性地决定了爱因斯坦在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例如对自由和宽容问题,对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看法上他的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倾向。也正是这种英国经验主义带来的近代思想倾向导致他对于德国文化传统及哲学的厌恶和敌视。
所以爱因斯坦与德国的格格不入绝对不只是由于他是犹太人,遭受到了希特勒的迫害,而是从他一进入学校,感受到学校的教育空气和系统,这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种族问题、政治问题,而更多的是因为思想问题。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康德以来的启蒙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
在爱因斯坦对于德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上,一个明显强烈的对比同样可以让我们看到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对一个人的决定性影响。
二次大战前在逃亡过程中自杀的左派知识分子本雅明和流亡美国战后又回到德国定居的阿多诺,以及阿伦特同样是曾经生活在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几乎在所有的对于德国文化及思想的认识及态度上和爱因斯坦都不同。这个不同不仅反映在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和经历上,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而且更深刻地反映在对于哲学、文化及传统的看法上。爱因斯坦对德国文化传统的批评从年轻时贯穿到老年,从一次大战到大战后,再从二次大战战前到战后;而且他的批评涉及到更广泛、深刻的近代思想文化内容,包括哲学、科学思想、教育、知识分子,乃至艺术等根本的思想文化问题。
爱因斯坦对德国文化传统及思想的态度和认识,当然直接涉当代中文世界知识分子所侵淫其中的黑格尔乃至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思辨方法和倾向,尤其是这个倾向极端化后,延伸发展出来的极权主义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假大空”文化。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号纽约一位艺术家给爱因斯坦写信,三天后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给他写了一封非常直截了当的回信。这封信对于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和性格非常有代表性。他在信中说,“谢谢你七月七日的来信。看来你肚子里塞满了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时髦一时的空洞言辞和观点。如果我能成为一个独裁者,那我一定要禁止使用这些莫名其妙的蠢话。”(A43页)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爱因斯坦思想在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典型地代表了自由主义传统,启蒙思想传统,那么,这就使我们看到,他对德国文化及思想传统的认识,以及他的态度可说是最锐利的剖析当代极权主义的武器。不理解他的这个思想就不会理解极权主义。

愛因斯坦和居里夫人
3.3. 叔本华对爱因斯坦人生观的影响

如果说爱因斯坦对于德国文化传统、思辨哲学的态度是理解爱因斯坦一般思想,科学思想的一把钥匙,那么爱因斯坦对待叔本华的态度可说是理解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及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如何感知社会和生命的一把钥匙。
最能够说明这点的是爱因斯坦非常喜欢叔本华的那句话,“人只能做他想做的,不能要他想要的”。对此,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说:“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爱因斯坦语录》的编者把叔本华作为对爱因斯坦最具影响的四个哲学家之一,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仔细阅读爱因斯坦,对比叔本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爱因斯坦很多谈人生的语录都可以在叔本华的著作中找到相应的思想。叔本华关于天才与庸人的区分,对音乐以乃至对女性的看法,都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强烈共呜。
叔本华把音乐看成是一种乐趣享受。爱因斯坦也是如此。他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B149页)
对于这种音乐感受,德国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阿明·赫尔曼说,在音乐中,这位孤独的天才找到了自我,同时,音乐的感受使他对“人”的弱点具有了极为敏感尖锐的观察力。
所以,不仅爱因斯坦喜欢的不只是叔本华的一段话,而且叔本华的这段经典名言也绝对不只是一句话。因为它渗透着整个叔本华哲学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它把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和生活的追求者的无可奈何一语表尽。为此也可以说,谁不理解这句话所含有的酸甜苦辣、无可奈何,对人生来就是一场悲剧的感受,谁就根本不会读懂爱因斯坦。
这段语录一直在爱因斯坦的案头。爱因斯坦喜爱叔本华绝对不可能只是一句话,而是那种对生活的感知与悲观。
事实上,正常社会的人,尤其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思想家是绝对不会只引述语录,只看一个人的一言半语的。他所产生共鸣的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那种看待世界和生活的态度,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可以说,谁读不懂叔本华,不能够理解叔本华关于人生的哲学,谁就不会读懂爱因斯坦的灵魂。
关于爱因斯坦与叔本华哲学的关系的理解和解释,还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到中国知识精英们对于德国文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化的曲解。人们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放到一起,鼓吹德国的哲学传统。实际上叔本华和黑格尔无论在做人气质上,还是哲学思想上都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叔本华在柏林和黑格尔公开对抗。也正是这个原因厌恶雅斯贝尔斯的爱因斯坦却喜爱叔本华。

3.4.爱因斯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对东方的推崇

A.充满怀疑精神的科学认识论,自由主义的宽容与好奇决定了爱因斯坦绝对不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论者,当然他也就更不是一位全盘西化论、对一切东方传统嗤之以鼻的人。在这方面爱因斯坦依然是和马克思及其思想完全对立的。
马克思的所谓历史进步论,一元史观使得他认为,西方代表了真理,要对东方实施“奴隶制专制”来强迫东方西化,他对东方文化充满了蔑视与嘲讽。但是爱因斯坦却不是如此。他继承了启蒙以来的宽容、开放及对东方文明的好奇和敬仰。当然,也由于他所经历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两个极权主义,与启蒙时代的先哲不同,这更促使他对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困境和问题进行更深刻地反省与批评。
爱因斯坦不是一位唯政治论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价值问题,这使他从自由主义,个人人权问题走向了对于道德问题的关注。而正是这一对于道德问题的关注使得他走出了西方文明的固有界限,看到了东方文明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对于当代西方人反省自己的问题的重要性。
爱因斯坦对东方的推崇显示了他思想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爱因斯坦在中文读者那里却是被塑造成为一个全盘西化的学习榜样,一个西方的代表。

B.事实上,到爱因斯坦哪里去寻找全盘西化本来应该十分显然地是徒劳的。因为爱因斯坦经历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使得爱因斯坦思想的另外一个特点极为突出,这就是西方的政治和社会,西方知识界让他深感失望、乃至绝望。这种失望和绝望不是暂时的、表面的、政治性的,而是根本性的。正是因为此,爱因斯坦才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甘地。
如同对叔本华的推崇一样,爱因斯坦对于甘地的推崇不是因为只言片语、某个行为,而是带有根本性的。甘地代表的是东方文明,另外一种价值和理念的追求。而甘地思想正是建立在清楚地看到西方文明的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基础上。
甘地并不只是意味着方法上的和平反抗,而是另外一种文明和文化。因为甘地的和平反抗和西方那种建立在宗教文化基础上的十字军东征式的信仰、思想对抗,阶级或族群对抗,即二元基础上的非黑即白的观念,是在完全不同的精神和信仰基础上,也就是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前提下的。这个形而上学前提的不同导致东方文化传统中对于道德和伦理的推崇,导致伦理问题对于东方文明来说和西方的上帝一样,是不可触动的人类的底线。所以甘地才发出警告,东方的那种完全西化的倾向是一种飞蛾扑火。
爱因斯坦不止一次明确地说他推崇甘地的是什么,他说,“我相信,在我们时代的政治人物中,甘地代表了最具启蒙性、最睿智的观点。我们应该依照他的精神去努力奋斗。”“甘地是由不同寻常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政治机智以及独特的时代环境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是“一位用人的尊严对抗欧洲的野蛮,在他面前始终保持优越的人。”(B60页)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于甘地的推崇就是因为他从甘地身上看到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在东方文明中的地位。他说,“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这就需要大量的字句思考和自我教育。不容否认,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里,开明的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者们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A30-31页)
 “人类最重要的努力莫过于在我们的行动中力求维护道德准则。我们的内心平衡甚至我们的生存本身全都有赖于此。只有按照道德行事,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
教育的首要任务可能就是把道德变成一种动力,并使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道德的基础不应该建立在神话只是那个,也不应该同任何权威联系在一起。否则,对神话的怀疑或对这一权威合法性的怀疑都有可能危害做出健全的判断和行动的基础。”(A83页)

C.在此笔者要再次强调,对道德的推崇实际上意味着对西方文化观的超越。因为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前提是基督教上帝的存在,二元的基督教毫不讳言地强调,上帝的存在排除了把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排除了东方的以伦理为纲的社会前提。
当近代基督教从世俗生活中,社会中退出去后,西方的价值前提是个人人权和自由。在这样两个前提下人的守法、守规就从守上帝的法到守国家的法。道德从来不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形而上学前提存在的。上帝的法曾经是最高的准则,国家的法现在是最高的尊则,但是道德从来不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社会带来的问题则全在于此,把国家法,“人”权作为最高,导致的一定是一个物化,世俗化的社会。而由于宗教不仅从政治中退出,甚至从精神中退出而导致的一个失去神性,失去敬畏,完全世俗化社会,则一定是物欲横流,庸俗不堪。百年来的两次大战,两个极权主义,社会的变态正是这一历史演化的结果。爱因斯坦忧虑的是产生它的原因和基础,所以他把目光转向了甘地,转向了东方。
东方社会由于建立在天地人相通的宇宙观上,因此人间的伦理,家庭伦理就具有至高的价值,道德由此代替了西方的法成为调节社会的价值基础,形而上学前提。人不遵守道德是要受到处罚的。所以,在东方一句骂祖宗,一句丧尽天良的咒骂是最高的惩罚,也无时无刻地让人感到这种惩罚及威胁。它约束、维系了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社会正常、稳定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看到了道德的“最高”意义,东方对于西方的借鉴作用,互补作用,东方社会文化所固有的价值。
而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对东方问题采取开放性,其原因又在于他的宇宙观的开放性上。他并不认为西方的基督教作为宗教是唯一的,从而由此而产生的对宇宙及生命的认识也是绝对唯一的。
爱因斯坦的这种对于形而上学前提的开放性,对宇宙及人的存在的这种充满神秘感使他认为,最不可理解的是人能够理解宇宙。他虽然不相信肉身人体的上帝,可他是泛神论。这个泛神论的意思是,人不能够否认可能有一个神存在的,也不能够把上帝创造人作为唯一的可能。为此,他甚至对于特异功能等充满好奇,而绝对不会像唯物主义者们,如于光远、何祚庥们那样立即去打棍子。
泛神论只是对于基督教的肉身人体的上帝表示不能让人唯一地相信,而非无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是截然相对的,可它和任何一个有神论者,宗教信徒的区别是,是否这个神和这个宗教是唯一的。
派斯的爱因斯坦传的书名用的就是爱因斯坦常说的话,“上帝是不可捉摸的”。实际上在爱因斯坦来说,更根本的问题是,神是什么是人所无法,也不能够捉摸到的。这其实是经验主义的一个基础的命题:人的感觉是有限的,认知是有限的,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理性的基础和前提是非理性。

3.5.爱因斯坦与音乐、文学艺术

A.音乐、文学艺术是人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方式,科学史家萨顿认为音乐和美术是科学史家应该掌握的另外两种语言。由于音乐的形式更为抽象,因此很多人甚至会在音乐及对音乐的喜好中更为明显、丰富地显现出他对世界的感觉和认识。这个特点在爱因斯坦身上最具体地展现出来。
爱因斯坦对于音乐,乃至文学艺术的理解和看法同样从根本上显示出了他的人性和思想。就我看来,对于阅读和认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喜恶、发表的批评性的见解,与他对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看法同样重要。
爱因斯坦对于音乐,乃至文学艺术的喜好和见解非常独特,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他对于德国文化传统,对于叔本华的喜好,对于人生及精神思想问题的看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爱因斯坦对于音乐的看法也不是泛泛可以理解与解释的,而是要对人生,对于文化追求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后才能够触到。

B.爱因斯坦对音乐和艺术的喜好首先充分展现了他的人生态度。一九三一年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文中说:“音乐和物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是不同的,可是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对表达未知的东西的企求。它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可是它们互相补充着。至于艺术上和科学上的创造,那么,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认为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由我们创造的形象的世界中寻找避难所的愿望,才是它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据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
这段话显示了音乐和物理一样,对爱因斯坦来说都是人对于人所存在的世界的感知、认知和表达;这段话也再次佐证上文所述,爱因斯坦喜爱叔本华不只是一段语录,而是根本的人生态度,对世界及生命的感觉。
爱因斯坦自己能够演奏小提琴,虽然不能说是达到小提琴家的水平,可是据专业人士说已经是相当好了。他甚至经常带着提琴拜访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在一起演奏。在音乐上爱因斯坦多次明确地说:“他喜欢巴赫、莫扎特和早期意大利和英国的一些作曲家,还有舒伯特,因为他有很强的用音乐表达感情的能力。”
人们很可以从这些他喜爱的作曲家的曲目中寻找到爱因斯坦的灵魂和精神气质。

C.爱因斯坦不喜欢贝多芬、厌恶瓦格纳:
和他的这种喜爱相对的是,“他明显地不喜欢贝多芬,因为他的音乐太戏剧性和个人化。”(B222页)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感觉,我想,这对于身心没有进入音乐,没有那种叔本华式的对人生的感悟的人,尤其是对于受德国黑格尔以来的思想桎梏的中文界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自己对此就有亲身的体会。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够隐约地理解到他的这种不喜欢,但是不能够体会,更没有同样的感觉。直到九十年代末期才突然有了感悟。因为有几年贝多芬音乐的张力让我感到窒息和压抑,我甚至无法再完整地听完贝多芬的音乐。这时我才想起爱因斯坦的感觉。就是这个音乐感受也使我一下子体会到,爱因斯坦的气质:从根本上他不是革命者、志士,而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探究世界和人生的知识者,就如王国维、陈寅恪那样。
爱因斯坦说,“莫扎特的音乐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优雅、温柔且流畅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灭的,无论是命运之手,还是人的一切误解都奈何它不得。上了年纪的人比那些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的青年人更接近这种永恒的东西。我们年长的人特别能够体会那种最纯洁的真与美。”(A51页)
爱因斯坦的确不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运的抗争者……
爱因斯坦对贝多芬音乐的态度当然也渗透着他对于德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浪漫派的虚张声势和他的人生倾向、思想倾向是不相容的。所以,“他发现瓦格纳的音乐,无法描述地令人厌恶。‘以至于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只能怀着厌恶的心情去听。’”(B223页)
尽管对于贝多芬的音乐的感觉我最终的体会大概还是和爱因斯坦有很大的距离,可是对于瓦格纳的音乐的感觉我却完全接受。我对瓦格纳音乐的虚张声势的厌恶也让我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政治、现实和我的距离。同样,爱因斯坦对瓦格纳音乐的态度也让我对他的灵魂有了进一步了解。有这种音乐倾向的爱因斯坦绝对不可能喜欢德国浪漫派的癌变之子——马克思,及其思想和文字!

D.毫无疑问,音乐是心灵的窗户,要了解爱因斯坦,你必须要明白爱因斯坦喜爱何种音乐:为何那么厌恶瓦格纳,为何也不那么喜欢贝多芬。理解这些都既需要专业,历史,哲学知识,也需要先天的感觉。
五四之后的我们这几代人,更多的受的是德国浪漫派癌变的影响:革命倾向、革命情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化、假大空语言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中,所以我们对爱因斯坦对贝多芬的看法感到陌生。这种陌生应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索。
这个思索不仅带给我们历史和文化思想的启示,也告诉我们人对人的理解,除了隔行如隔山外,还由于先天气质的不同你无法理解很多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可能存在的,尤其是在爱因斯坦等大家面前。不然何以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何以有钟子期遇伯牙,知音一个千古难寻。所以在这里,音乐的感受让我们更为直接地看到,没有理解和谐振就不可能较为准确地介绍出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不是革命的工具,是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不是鼓手,是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有“个性”的人。爱因斯坦对我们来说,就像一首乐曲,面对他,首先永远是聆听、体会,而不是评判、因为我们实在是还没有到达那个高度。
所以爱因斯坦与音乐的关系再次让我们看到:理解与介绍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6.爱因斯坦与女人

A.如上所述,给爱因斯坦下判断或贴上标签,对于稍微有点智力的人来说都要首先问问自己,这是否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对中文世界不幸的是,这种做法:用马克思主义评判爱因斯坦的做法,给爱因斯坦贴标签的做法,潜移默化地存在到今天。这尤其是表现在对于爱因斯坦和女人,爱因斯坦的爱情经历的介绍中。这在中文世界首先来的永远是评判。
自以为宽容以及前卫的人以为这是伟人“平庸”的一面,“庸俗”的一面。他们认为不讳言地谈爱因斯坦和多个女人关系就是把爱因斯坦从天上拉到了地下,甚至落入流俗。然而,这是一个不能够让人接受的看法。
爱因斯坦对女人,对爱情的看法当然不仅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问题、讳言的问题,而且对于了解和理解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爱情问题千古以来就是人类的一个永远探究不完的问题。
曾经有作家把女人称为生活,没有女人就没有生活,所以如何看待女人,对待女人,也就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而男女问题的丰富性、矛盾性使这个问题随之又成为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它由于本来“无解”就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和魅力,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乎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在中文关于爱因斯坦的介绍探究中除了贴标签外却没有得到更多地严肃地对待和展开。
关于爱因斯坦和女人的问题的文字大约有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畅销书和报纸文字。这类文字的目的是商业化,猎奇和寻找卖点。为此越是隐蔽的,一般所看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越是重要。畅销文字不关心对象如何,是高大还是矮小,高尚还是庸俗,重要的是轰动和不曾为人知,不曾让人感到。所以爱因斯坦喜欢的女人越多,他们越高兴。如果没有就捕风捉影地或制造或直接挑起人们的猜测和神秘感。事实上不只是爱因斯坦和女人,包括爱因斯坦一切私人特质他们都感兴趣,如脚臭、不卫生,如果可能研究爱因斯坦的大便,我认为他们也会蜂拥而上。因为他们关注的其实不是爱因斯坦而是涉及到他的文字的市场效应。
第二类是爱因斯坦的严肃的研究者,人类思想和历史的探究者。对于这类人来说,爱因斯坦和女人的关系和态度只是他们研究爱因斯坦和人类追求的一个现象,一个能揭示更多内容的线索。
第三类是意识形态分子和宣传者。这类作品喜爱的是事实外的评述判断,是贴标签。他们从把爱因斯坦宣传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庸人,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思想家,到圣人,捍卫爱因斯坦,再到把这一切判定为庸俗——爱因斯坦说到底不过是个俗人。
对于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尤其是已经公认为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给他下判断能够满足的只是宣传的需要。
就爱因斯坦对后人的意义来说,这第三类作品甚至比第一类作品带来的信息还要少。

B.现实生活和文学都告诉我们,即便科学和思想上伟大如爱因斯坦,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肯定是围绕女人展开的。从他的第一个妻子米勒娃开始,在感情和欲望生活中,爱因斯坦就和社会、和家庭、和女人充满冲突、冲撞。
在他的一生中,由于他的贡献和成名,他的个性,他所从事的研究使得他一生中周围女性不断,自然也经常擦出火星和火花。可究其根本爱因斯坦却不是一个贪图感官享受,放纵声色之人。他和第二个妻子爱尔莎的好友,女作家瓦伦坦在书中记述了她最近距离的观察:
“作为一个年轻人,甚至在中年时,爱因斯坦仍相貌端正,有着丰满的面颊,圆圆的下颌——这是在世纪交接时期流行的那种男性美貌。他的不长的鼻子,从那精美雕成的鼻梁展向鼻孔,给人以一种耽于声情的感觉。在他那黝黑的胡须下面,那大而宽阔的嘴显示出健康的红色,并且与他那淡黄无光的皮肤形成对比。他的脸的下半部分可以说是沉湎于声情的人所具有的那种,这种类型的人能找出充足的理由去热爱生活,享受生活。”(C8-9页)
这是我看到的有关爱因斯坦的最具性感的描述。瓦伦坦的描述让我们看到,爱因斯坦拥有最丰富的感知生活的能力。然而,虽然他对女人的看法犹如他的科学思想一样清晰,可是他留下的感情生活却是让人们充满迷惘。我们能够说的是,爱因斯坦的感情品味十分独特,他的感情生活也决定了他永远只是一个孤独的充满追求的文人,一位知识分子。
据爱因斯坦的亲密朋友说,“爱因斯坦喜欢女人,越是普通的、多汗有味儿的,越能得到他的喜欢。” (B213页)
“到了中年和晚年,爱因斯坦变得怀有强烈的反对异性的感情,认为婚姻与人类的天性不相容;婚姻使人们互相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不再彼此视为自由人相处。所有爱因斯坦家族的人都喜欢年岁大的女人做伴侣……”(B229页)
爱因斯坦认为,“很少有女人是具有创造性的”,“在妇女的身体构造中有某种我们必须承认的天生障碍,它禁止我们对妇女使用对男人所期待的同样标准。”(B195196页)
这些都为了解爱因斯坦和女人留下了无限的神秘和想象空间。

C.在我看来,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不能够用思想和品质,或者一般社会行为举止的高尚和低下来判断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就其生命固有的冲动和欲望来说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非理性、无标准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领域由于也无法完全摆脱社会的一般关系所构置框架及利害问题,因此常常会与现实产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即便如此,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仍然只是理解一个人的爱,一个人在这方面的倾向与追求的事情,而不能够用评判其它领域中的标准来判决它。
当然,这个男女之间的冲动与吸引所展现的故事的格调与人的修养、人的气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一个爱情和性的故事,在有些人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充满情趣和回味,在另一些人来说则可能是一个污秽的事情,充满下流的、肮脏的气息。这如同同一件乐器不同人演奏效果回然不同一样。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的爱情生活,男女生活和他的科学贡献及思想关怀一样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独特的篇章,如果不是这样,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爱情和男女关系,尤其是对于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够使用“庸俗”和“高尚”这样的标签来标志的。相反只能够用描述和体会,感知与思索来呈现。大俗见大雅,在艺术中如此,在爱情故事中恐怕更会是如此。
描述爱因斯坦的肉体和欲望是容易的,把爱因斯坦变成教条也是容易的,可理解爱因斯坦强烈的追求欲望,他的痛苦与彷徨,他无法超脱的矛盾需要读者的敏感复杂的感觉。这一切都使得理解爱因斯坦和女人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甚至比可以依靠公式理解的物理问题还要困难。


2014-06-08 德国·埃森

索引读物:
A.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高志凯翻译,1984年,北京
B.爱因斯坦语录,杭州出版社,仲维光、还学文翻译,2001年,杭州
C.爱因斯坦和他的私生活,《爱因斯坦传》,瓦伦坦著,仲维光翻译,工人出版社,北京,2009
D.新爱因斯坦语录,上海教育出版社,范岱年翻译,2010

SZ: Im Schatten Einsteins

Tuesday, 25 June 2019

《極權和當代精英》一書自序(2007)

2007年7月30日 星期一

《極權和當代精英》一書自序(2007)

自序
这部文集所讨论的问题,其实早就应该在中国提出来了。或者说至少应该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就应该提出来。然而,由于历史、社会,以及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的自身状况关系,迟迟推迟到今天,这对中国知识界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文集中提出的问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早在七零年前后,我步入哲学的自学之路后,就开始思索这些问题,而七五年,我第一次去见许良英先生的时候,即和上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三十年来,我不断地重新检视这些想法,不断地重新确立这些想法,不断地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尽管生活坎坷,社会条件严酷,但是命运还是没能彻底把这些简单的想法湮灭。
最近十几年来,我慢慢地、不断地把这些想法陈述出来。在此,我首先要对从七五年开始就
一直是我争论对象,后来成为我的硕士导师的许良英先生表示感谢。他明知道在思想上我们有根本的分歧,知道我疾病缠身,几无康复希望,但是仍然特别招取我为他的研究生。这为我坎坷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更要特别感谢的是,伴我走过这三十年的,我的妻子还学文,她不但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而且在思想上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当然还有那些一直,或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关心我的男友和女友们。没有他们,我真的可能在哪一刻,哪一段时期就崩溃,而使这些思索淹没在人群中。在这些朋友中,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张广、高王凌和葛维建。
我认为,无论我所做的工作是否能够令人满意,读者们都能够看到,这部文集中涉及的是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探索和讨论。这也就是说,无论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文集中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真”问题,讨论都是一些实打实的研究论述。因此,读者如果没有对于基本规范和问题的了解,进入讨论的现场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
这部文集收集的是2003年以后的文章。促发这一系列讨论的缘因与我在七五年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非常类似。
2003年初,共产党内持不同意见的著名人士李慎之先生去世。本来我对李慎之先生很有好感,因为他尽管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是性格温和,始终还保有很多纯正的人性,尤其是在晚年,在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他在党内发出了不同的反对的声音,这给中国社会的松动带来了动力。但是,我却没有料到,李慎之先生去世后,连篇累牍的回忆和悼念文章,尤其是年轻一代,竟然完全没有超出五十年来人民日报的语言,思维模式仍然是共产党教科书式的。在这样一种吹捧中,李慎之先生真正的历史性贡献不见了。而他曾经错误追随的,终生没有能够跳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枷锁的这一弱点反而被悼念者突出到只能让人看到他的这个弱点的地步。
当时我正在阅读研究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在欧洲知识界引起的争论。这使我在某天上午读书前,顺手从我以前和许良英先生的通信中摘了几段有关如何评价上一代人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及知识框架的文字,以“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为题投给了某一网站。我没想到十几分钟后就被该网站正式发表出来,更没有想到这样几句“老生常谈”竟然在中文界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一场有关如何评价李慎之等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讨论就成了一个焦点问题。
由于我无法认同整个讨论的水平和程度,因此对于那些激烈地批评我的人,我没有采取直接回答的方式,而是利用这个机会 论述了我认为必须讨论的一些问题。一个多月后我写出了第二篇“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思想问题”。此后三年,我陆续不断地把我认为中国知识界早在三十年前就应该讨论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进行了一些ABC的基本讨论。
我之所以没有采取直接回答的方式,其实在文章中已经明确作了说明。因为我深知这其中有一个规范转变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悟到这个问题,就会像三四十年前的我一样,对共产党社会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视而不见。
对于任何仍然没有跳出《人民日报》的框架,仍然是大字报式的讨论的人,我不可能直接讨论他们的文章,而必须重新回到基本问题、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方法的阐释,甚至复述上来。相反,对于语言、方法都有所变化的任何一个讨论者,我则都会遵循孔子的教导,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个讨论的另外一个我所没有料到的结果,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和许良英先生起自七五年的争论。我真的没有想到,在他成为我的导师后,在将近三十年后,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绕过这一问题。
在这个讨论开始六个月后(200310月),许良英先生通过“友人”突然在网上公开了这些分歧。这个突发事件一方面由于师生原因使我感到困窘,然而,另外一方面却也凸现了分歧所涉及的深刻的思想与知识根源。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上,我都和许良英先生不一致。这个分歧说到底,也就是我与许良英先生、顾准以及李慎之先生的分歧,同样也可以说成是我和中国现今主流知识界的分歧。因为尽管某些人把顾准、李慎之等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在我看来,究其根本的思想基础—在认识论、知识论、社会学、政治学,以及道德规范问题上,他们根本没有超越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范畴。
为此,最后我要明确点明的是,概述这个分歧以及我为此所进行的研究和努力,也就是这本书,展示了我半生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的: 
我半生的努力就是要颠覆最近半个多世纪统治中国的知识界,从根本上改变它,使它重续中国传统,重新和世界知识传统接轨。

我的努力是集我自己的教训,对生命的体会而做出的。我们是被专制毁坏了的一代人,我希望下一代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追求环境和气氛,有一个真正的知识训练和正常的道德规范。如果通过这本书,我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带来一点教益和启发,那我半生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我也就感到满意了。


2007-3-30德国埃森

《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一书前言(1994旧作)

1994年7月25日 星期一

《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一书前言(1994旧作)

这本文集是两位作者(仲维光和还学文)在九○年至九三年在德国鲁尔大学工作的产物。这项工作属于由鲁尔大学汉学教授马汉茂(Prof. Helmut Martin)主持、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和经济问题研究计划。因此两位作者在此要首先感谢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工作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这本文集中的文章虽然写于近几年,但是应该说它们是作者自一九六九年下乡插队以来,从愚昧教条的思想逐渐日复一日地步入自觉的追求的结果;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思想和知识分子问题,二十年来不断反省思索和研究的一个小结。

文集中的文章大约分为三类:
一.意识形态的批评:作者从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出发,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哲学、历史、文学和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批评性的看法。这些观点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从对学术研究基本规范的讨论,从对极权社会的研究,以及从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对比中得出的。在这里,作者不采用那种把中国大陆社会作为一个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近代极权国家有本质不同的“反常”现象,并设立很多“独特规范”来处理的方法。
二.大陆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作者在此运用上述观点,对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一些群体和有代表性的个人,试图作出一些初步的介绍和研究。作为思想研究,我们希望能对一些理论和概念做出澄清,以便分清马克思主义教条和近代科学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理论”及文学工作和一般社会中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的区别;作为历史描述,我们希望能从一个能解释更多现象、更自恰的角度,准确地把握这十年中大陆知识分子的状况。
三.思想背景的介绍和研究:在作上述研究和探索时,为了正确地把握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阅读了一些有关方面的历史和思想理论文献,在阅读中我们感到把这些材料和问题及看法介绍给中文读者是必要的,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前述研究和观点,也能帮助读者在一个广阔的思想背景下考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问题。因此,我们把在这方面的劳动也选入了文集,使三方面能够互相补充。

在此必须说的是,这些文章,是两位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工作结果,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也反映了从那个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思想规范转变中的特点,或者确切地说——弱点。因此,这些文章一方面可以为您了解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提供一些资料和观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批评对象。当然,作者也希望为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摆脱极权社会对精神和思想以及研究的桎梏和扭曲作出自己的努力。


在谈到共产党国家的极权主义社会时,哈威尔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缔造者。由于这些探索研究涉及到现实的社会和个人,因此,绝不可能得到那些在那个社会受益的人,甚至那些不愿意承认自己一直在昧心说话做事的人的心平气和的对待。作者的这些工作,几乎一直是在“孤独”的状态下进行的。直到八八年,作者一直认为这些研究和思索,在有生之年不会得到发表和承认,只希望能在那个社会保存下另一种声音。但是,没有料到八九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在中国,一些善良的学生的有限的要求(而还不是反对共产党暴政),遭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腥野蛮的公开镇压;另一方面在东欧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一下子都崩溃了。那些牺牲的人加快了历史的进程,面对这种无耻的残暴,人们的良知逐渐觉醒。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使我们深深感到,思想的努力远不如那些以生命为代价的奋斗有效。面对死者和死者的亲属,我们除了敬意,也在内省。四十年“歌舞升平”,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哪个不知道在它的下面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镇压,每天都有流血死人。面对四十年的事实,哪个人能说自己的良知未曾扭曲。因此,对那个极权社会的研究,无论有多少压力,无论怎样孤独,确实都算不了什么。

生活的真谛是追求,面对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我们还在生,还在追求,我们追求的真,不就是讲真话吗!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日,德国埃森

目录

序言:中国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的萌芽和国家建设
作者前言

 1.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仲维光•  1
 2.不该忽视的经验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仲维光•17
 3.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仲维光•29
 4.知识分子的劣迹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还学文 仲维光• 36

 5.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仲维光• 49
 6.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仲维光• 68
 7.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三)•仲维光• 97

 8.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
    与作者刘青峰商榷 •还学文•133
 9.答刘青峰先生 •还学文•144
10.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做人
    ─波鸿中、德同学与北岛对谈 •还学文•148

11.布洛赫与他的乌托邦哲学 •还学文•153
12.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 •还学文•161
13.在古拉格与卡拉帕格群岛之间
    ─加缪与萨特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论战 •还学文•165

14.无产阶级理论家卢卡奇
    ─在犯罪中得救赎 •还学文•171
15.本杰明和他的思想
    ─党外马克思主义者 •还学文•184

16.“西方哲学”阴影下的新儒学
    ─德国汉学家费德西关于新儒学述评 •还学文•200
17.答李明辉先生 •还学文•213

18.戈尔巴乔夫是改革者吗?
    ─卡尔•波普谈共产党国家改革 •仲维光•217
19.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
    ─卡尔•波普谈德国思想传统及其恶劣影响 •仲维光•222
20.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 •仲维光•229

政治文化还是文化政治 ——再談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下)

政治文化还是文化政治 ——再談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下)(2011)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
为何有此南辕,有彼北辙?是“两代”、还是“两位”知识分子的不同?稍作比较我们就能够看到,在这个看来平常偶然的现象中,实际上存在着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以及更深刻的知识分子追求问题。
观察描述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多,但是笔者想从“文化政治”还是“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入手。
由于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方法都是来自西方,因此现代思想描述、分析使用的概念思想都是来自西方。所以要想使得描述、分析清晰准确就必须首先明白自己使用的是哪个概念,对应的是哪个西文。否则任何一篇中文分析性的文字都不会清晰。
中文的“文化政治”实际上涉及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Cultural Politics(亦或Politicize Culture),“政治化的文化”,一个是Politics of Culture,“文化中的政治”。在前者是使用文化问题但实际上过问的是政治,也就是用文化来参与政治。在后者,虽然是在文化领域中,然而他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的不是文化问题的探索,而是“政治”活动。这里文化领域的“政治”活动并非指的是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相关的东西,而是指本意的Politics,即文化领域中的人士往来,名利运作。
“文化政治”的两个方向虽然不同,但是对于一些个人往往很难把他究竟是在此方向还是彼方向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尽管如此,可以肯定说的是,它涉及的不是文化问题,而是不同的政治问题。
“政治文化”则与前者不同,它涉及的是Political Culture,或者说Culture of Politics。总之它涉及的是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它所涉及的政治是因为要分析这种政治的文化内容。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
弄清这两个问题,你就会明白齐如山和龙应台的不同在哪里,为什么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由此,你就会清楚齐如山、龙应台二人在文化问题上的不同根基,对文化问题的不同态度、作法和去向。说到底,你会看到一位是由于文化,一位是因为政治。
去大陆的龙应台女士也的确是因为政治,因为龙应台女士究其半生基本从事的都是“文化政治”。从她的《野火集》成名作开始,龙应台女士关心的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可能事实上还不止如此,龙应台女士的性格大约先天就拥有这种特点,在她学习研究英语文学的时候,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她关心的也是文学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同样,《野火集》后龙应台女士的作品也没有离开过社会和政治问题。
龙应台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德国、欧洲,这是三个反差巨大的文化,但是这三种文化的明显不同,中西,欧美,英语文化和德语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不同,所带来的历史,以及现实社会和政治现象、历史结果的不同,并没有引起龙应台对于文化问题、文化哲学问题、政治文化问题的兴趣。她的兴趣,她的写作始终围绕着“文化政治”问题。
大约十年前龙应台重新回到台湾担任台北文化局长,就更是一个“文化政治”职位。她主要从事的是文化领域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与如何建设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即便是为那些真正文化事业,真正文化的研究开放绿灯,铺平道路,那当然也是文化领域中的政治问题。
从台北文化局长下来,以及此前、此后的去大陆,龙应台女士涉足的同样是“文化政治”问题。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到台湾,龙应台带着母亲去看,所谈到、想到的还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对于共产党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和传统的关系,和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异同,这不是龙应台女士最关心的问题,和想要探究的问题,这大约也就是龙应台女士能够在大陆的水流中弄潮的原因。因为你涉足的是“文化政治”,你才会和那些在文化精神上和你格格不入的人圆融地交流,才能够把那种假大空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样板戏的“宣传”当作“历史”来讨论。

七十二岁离乡背井、逃生到台湾的齐如山先生,和龙应台女士形成对比,他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而逃亡到台湾的。他是一个文化所化之人,他关心的是文化,从事的是文化,因此他深知在共产党社会没有他的生存空间,文化活动空间,甚至没有那种广义的“政治”——人际交往的空间。
受传统教育的齐如山先生青少年时代在同文堂学习德语和法语,在辛亥革命前曾经介入政治支持革命党人,曾经三次到法国。但是先天的气质使得他没有更深地被卷入政治,对文化的兴趣更使得他在专注京剧研究后,从幼稚的片面西化思想转向了对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开掘、认知和推崇。
仔细对比你就会发现,齐如山西渡,龙应台留洋,在文化问题上,对他们各自产生的结果竟如此不同!而在这个基础上,齐如山南逃,龙应台北去,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各自的反应也真的是南辕和北辙。
齐如山的经历使得很多人,包括梅兰芳在内,认为他是非政治人,甚至还做过很多所谓“进步”事情,因此不必自寻离乡背井之苦。然而,只有齐如山自己知道——不同文化精神潜在的那种巨大的对抗性,格格不入性,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他,只有去台湾,而没有龙应台那种到大陆的可能。
对这个问题的感觉,齐如山当然不是第一人,当年王国维的投湖自沉就是为此。文化的种子,文化的参天大树只有选择自己生存的土壤,否则就是绝路。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让人看到在知识人精神上的巨大差距。
齐如山没有等到样板戏的出现就驾鹤西去了。然而,齐如山对样板戏的态度却肯定是厌恶的。因为在他逃离大陆的途中,途经上海,梅兰芳邀请他去看《生死恨》的电影拍摄,他坦率地加以拒绝,认为“好不了”的谈话;他对于京剧特点的认识决定了他对京剧的所谓“西化”改革的否定性看法,更何谈那种极端西化的,也就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剧,那种咬牙、瞪眼、挺胸、跺脚的假大空的表演方式。
如果齐如山看样板戏,可以想见他肯定是从京剧、文化的角度去看,而不是龙应台那种从“政治”角度,从两岸交往的角度评说样板戏。这就是“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不同,知识气质的不同!
齐如山的看法注定了他肯定是鄙弃,无法容忍这种粗劣的对京剧形式的滥用和践踏。因为即便是谭元寿都能够看到样板戏不是京剧,更何谈齐如山这样的京剧大“家”。
在艺术的土地,传统的环境,自由的空气中,只有热衷于政治的人才能够视而不见这种文化的不同,容忍这种甚至可说对“传统”、对“京剧”的近乎荒谬的嘲讽。
如今,齐如山去台湾,已驾鹤西去,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孕育我们文化思想的不尽源泉,我们华人文化的根本精神。
时下,龙应台到大陆,再返回台湾担任文化部长,而她从事的依然是“文化政治”活动。
“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确有其关联的地方。政治文化探究的是文化的根本问题,传统的基础。固然,没有“文化政治”的“政治文化”可能会缺少生气,然而,没有深刻的对“政治文化”的关怀和探究的“文化政治”却肯定是轻浮的,甚至会乱了方寸。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红灯记》来宝岛,在两岸的交流中,如果没有齐如山这样的文化人,没了齐如山带到台湾的灵魂,而只剩下从政治上谈论《红灯记》,只有“文化政治”,那台湾就危险了。因为没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台湾宝岛就有沉沦的可能,被大海再次淹没的可能,而那时,齐如山的后人就无家可归了。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带给我们的问题实在是深刻的问题,涉及的思想的确是根本的思想。
齐如山去台湾,六十年过去,台湾曾经为了自己的安全,用汉贼不两立的隔绝及反对来保护自己,曾几何时,现在台湾以为自己强壮到不必惧怕那个毛贼了。“他比贼壮”甚至使得有些人以为贼不再是贼了。可台湾人可曾忘记“贼心不死”这个中国成语,是否忽视了“贼胆包天”这个危险?!然而,这一切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根基的“文化政治”。
没了齐如山的台湾,“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2012-2-11德国·埃森

Monday, 24 June 2019

孟德斯鸠论十恶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法语: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年1月18日-1755年2月10日),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西方国家学说以及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拜占庭帝国"这个说法的流行,孟德斯鸠出力甚多。

孟德斯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很高的荣誉。曾被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孟德斯鸠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关于分权和法制的学说,对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孟德斯鸠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相当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





孟德斯鸠论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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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没有人性的政治


政治是群体间博弈较量的产物和过程,其最终的状态只有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才能够长治久安,因为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如果将人民视为草芥,为了维护统治一刀切、限制人民自由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没有人性,反而充满了兽性,只会让人类退化到丛林野蛮状态,这比毁灭了人类还让人沮丧。




02
没有思想的崇拜


对某人某种思想的崇拜和对领袖的赞誉,首先要确保他或他的思想具有先进性、正确性、启迪性,一切以人民为基础,他的思想能够减少人民的负担,可以带来更多免费的东西而不是苛捐杂税、表面工程等。如果不具备这些特点,而是用一种类似欺骗、颟顸的观点,强力强加给人类,并使之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和崇拜的时候,这无疑也是对人类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03
没有人文的科学


理工学科的轻视人文学科的,不注重哲学和思想的培养,是十分可怕的。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体现、符合人性特点的文化现象。科学发明创造离不开人文,否则将会祸及人类自身。




04
没有道德的商业


商业行为是以服务人类生活为目标,要在人类的道德规范框架内运作。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就会变为纯动物性攫取般的商业行为;比如挣钱无底线,投毒式工商业行为,会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



05
没有良知的知识


人类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改善人类与人生现状。而人生的改善,应在良知的指引下才能更好地完成。没有良知的知识,即是祸害人的知识,掌握的越多,危害越大。比如忽悠、做假、盗窃等的知识与技巧,既属于此类。



06
没有真实的历史


人类以往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为篡改过了的,也就是常说的伪史。人类发展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如果没有真实的历史,就谈不上总结经验和教训,那么就无法搞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就无法进步;不进则退。



07
 没有独立的精神 


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必应具备独立的精神和思想。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没有前途的。



080
没有自由的幸福


自由也是幸福的一种体验方式。失去自由的幸福就不是真正的幸福;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感;比如那些身处牢狱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他们便不会有幸福感。


09
没有劳动的富裕


富裕是在付出劳动的基础上实现的,无论体力或智力劳动。如果不劳动就富裕了,只能靠赠予或掠夺;赠予只限于前人生前的自主意愿;而靠掠夺他人劳动成果富裕起来的现象占据主导地位时,人类同样只会退化到丛林野蛮状态。


10
没有制约的权力



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自然属性,如果不加以约束都会滥用,都会伤害他人;公权力尤其如此。公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一定不是个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