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政府
孟德斯鸠曾经说，“维系共和宪政制的是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立宪制的是国王的荣誉，维系独裁专制的是臣民的奴性。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不会选择某一种政体，他们必然是由适合他们社会环境的那种政府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那种政府，或者至少他们的历史和生存条件所带给他们的那种政府。”
从晚清到如今，中国曾经多次尝试宪政，但是没有一次成功。例如，1908年，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预备立宪”主要涉及司法改革、教育改革、设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等。由于“预备立宪”的工作相当艰巨，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于是，革命派嫌时间太长，认为清政府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欺哄国人，他们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并抓紧时间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招兵买马。
1908年11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去逝，溥仪继位。1909年3月，溥仪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将九年预备改为五年，也就是说，到1913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君主立宪国家。革命派还是等不及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效法。孙中山听到消息后，12月21日从美国绕道欧洲归国。12月29日，17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他又致电袁世凯说：“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以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证”。
孙中山
孙中山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本事让清政府下台，他唯有求助袁世凯站在他这边。如果袁世凯站在清政府那边，他连命都可能保不住，更别谈当什么总统。当务之急，是利用袁世凯逼宫，清政府倒了，以后孙中山有的是机会当总统。当时，南北各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劝说清帝退位，就可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隆裕太后颁布逊位诏书，3月10日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夭折了，迎来了北洋政府共和宪政时期。
宋教仁
宪政与中国一次次擦肩而过，中国的自由派从来不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还一直认为，只要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搬中国来就行了。然而，孟德斯鸠曾经说，“维系共和宪政制的是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立宪制的是国王的荣誉。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不会选择某一种政体，他们必然是由适合他们社会环境的那种政府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那种政府，或者至少他们的历史和生存条件所带给他们的那种政府。”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宪政在中国不能扎根，这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生存条件密切相关，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具备公民美德。这种解释让制度论者没法接受，他们认为建立宪政不需要什么道德，制度改变了，人性就完美了。制度论者不明白，制度是信仰的产物。信仰是上游，制度是下游。水源如果被污染，下游不可能干净。
中国自由派完全继承 巴黎知识分子的唯物主义思维，又想建立美国的制度，可能么？唯物主义是思想界的艾滋病毒，摧毁了内在的道德体系，自我约束被摧毁，就很难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埃德蒙.伯克对巴黎知识分子恨得咬牙切齿，他说：“法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一种如旧制下的权力更迭，而是一个全新类型的制度。此前在欧洲的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制度。它给现实世界带来了诸多危险事物，之前，这些危险事物只是在思想的世界中被构建了一段时间，还从没有一帮文学之士变成一帮强盗和刺客，也没有一伙杀手和匪徒呈现出的一群哲学家的打扮和腔调。”美国的先贤们大多认为自由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美国是上帝护佑下的国度。当今美国左派自由主义离上帝愈来愈远，他们想方设法修宪，一旦修宪成功，美国的宪政又能维持多久呢?幸亏美国还有誓死捍卫宪法的右派保守主义。
1787年制宪会议之后，汉密尔顿宣称:“就我个人而言，我深信，一个没有神指引的体系，永远不会满足各方的利益要求。”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说:“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我们也不可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不依靠宗教而维持下去。高尚教育的影响，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存在，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
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说，“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
《美国宪法》签署者之一麦克亨利说：“没有圣经，我们设立刑法和为制度设立的保障体系都是徒劳，圣经圣言是强大的保障，有了它的保护，人才会享受坦荡平静的生活，不会产生邪恶的念头。”
1861年的美国财政部长蔡斯在写给制币局局长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和保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强大和安全。我们应该在美国的硬币上表明我们的人民信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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